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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鲁华: 当贾平凹开始神叨叨地写革命史,并且获奖
关键字: 贾平凹贾平凹老生贾平凹年度杰出作家【4月25日下午,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在顺德北滘文化中心举行。著名作家贾平凹凭借新作《老生》荣膺本年度杰出作家大奖。他说,《老生》写了以前“不愿想不愿讲的”。这些“不愿讲”的话,到底讲了些什么呢?又是否公道?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黑河学院中文系教师贾鲁华投书观察者网,有话要说。】
名家就是名家,贾平凹的《老生》在《当代》杂志上发表没几天,就出现一片盛誉,“民间写史”、“重拾历史文化传统”等赞誉不绝于耳,今又闻贾平凹凭借此作获得第13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杰出作家”奖,并且还有报道称贾平凹已经决定拿《老生》冲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着实是火了又火。贾平凹更是一语成“精”:《老生》写了以前“不愿想不愿讲的”。
什么是以前不愿讲的?毋容置疑,贾平凹是一位厚重而又探索意识超强的文学书写者,对小说的理解与自我反思也都颇为深刻:“我相信小说不是故事也不是纯形式的文字游戏,我的不足是我的灵魂能量还不大,感知世界的气度还不够,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部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见李遇春根据贾平凹的创作随笔整理的《我的小说观》,载《小说评论》2003年第6期。)这是深刻的自我反思,也是取向颇高的自我期许。
60多岁的贾平凹似乎有些急不可耐了,要谈一番“生死”:“常言生有时死有地,其实生死是一个地方。人应该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一股气,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活人,死去再去什么地方遁去而成坟。一般的情况都是从哪里出来就生着活着在哪里的附近,也有特别的,生于此地而死于彼地或生于彼地而死于此地,那便是从彼地冒出的气,飘荡到此地投生,或此地冒出的气飘荡于彼地投生。”
这种有些神神叨叨的“形而上”思考被贾平凹放置在了他家祖坟所在的“牛头坡”时,就出现了“形而下”的“世事”:“牛头坡是一个什么样的穴位呀,冒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清的,浊的,祥瑞的,恶煞的,竟一茬一茬的活人闹出了那么多声响和色彩的世事。”(见《老生·后记》)应该说,依照贾平凹以往的思考与书写能力,其对小说写作的自我期许或可还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如果把《老生》作为贾平凹对小说艺术追求的佳作,这不仅是对作为文学名家的贾平凹的能力低估,亦是对小说艺术的大不敬。
在小说《老生》中,贾平凹对“生死”的思考一直弥漫于整部小说的叙事纹理之中,其最显明体现则在于贾平凹把故事的叙述者设置成了一位唱阴歌的职业唱师。这位唱了“百多十年”阴歌的唱师游走于阴阳两界,不知何时生却在当下死,见证且为我们述说了中国乡村“百年”社会变迁。的确,在中国追逐西方现代化之前的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们思维理路中有着一道非常重要的“神秘文化”因子,显明地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纹理之中,人们据此得到过太多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然而,经过20世纪“科学”指引下的“革命中国”与“经济中国”洗礼后的人们,已把此等“神秘文化”定性为“非科学”的“迷信”,如今贾平凹又让唱师述说百年历史、世事,把自己对“生死”思考视野下的百年乡村社会变迁史置换为唱师 “述说”的故事,可谓“匠心独运”。“翻身”做了叙述者的唱师,就由着自己性子尽情的“操纵”着中国“百年历史”。 “神神叨叨”地为我们讲述了四个神神乎乎的历史故事。
唱师述说革命与改革历史已属“荒诞”,其叙述的“荒诞”故事更是俯拾即是。第一个故事是秦岭游击队的战斗生活,这支游击队的成员除了队长李得胜是从延安回来的共产党员,其余皆为贫苦农民出身:无声无息的苦难生活甚而死去倒不如走尚或有些希望,这就是他们的“革命”之路。然而,“革命”与农村日常生活的冲突,再加上唱师的叙述,故事中的“怪诞”就“自然”的呈现出来:游击队初钻虎山的当月“就有龙从天上下来与牛交配”,从而得一“祥瑞”式的解释——牛要生麒麟;枪响惊亡魂后母猪产下一人面猪;为了禁止队员骚扰群众而宣称:“打出秦岭进省城,一人领个女学生。”……此等叙述不一而足。
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革”掉剥削阶级的“命”,何等畅快之事。然而,这在唱师的叙述中,却不啻为一种闹剧。游击队“革命”时期的乡村中医成了县长、唱阴歌的唱师进了文工团、“混混”马生成了村农会副主任……如果说经过“革命”洗礼,人们身份的转变成为一种正常的社会勾画,但是不符合“革命”思想的行为似乎成为了对“革命”的强烈反讽:马生依其权势不按政策乱定乡民成分、强奸“地主婆”玉镯……
第三个故事中有两个特别显眼的事件:村民对标语的认识与对“地富反坏右”的惩罚。公社委员刘学仁善于写标语,但村民惠黄花却认为白字要比红字好,因为“白字到了夜里亮堂,狼就不敢进院叨猪了”。这样的思维与话语转移,彰显的是“革命”与村民日常思维的不同,也是“革命”在乡村的困难所在。小说将其归结为共产党对村民的思想改造方式——灌输,即刘学仁所说的“控制心魂”。而在对“地富反坏右”的惩罚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改造方式——暴力与身体惩罚:互相打耳光、阴茎上吊秤锤以致“流氓”张收成用打碎了的碗瓷片把自己的生殖器一下下割掉。
第四个故事涉及到了改革开放以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种种“怪诞”,主要人物是秦岭游击队员摆摆的孙子戏生。恰如其名,戏生的一生可谓游戏的一生。为得到烈属补助,通过重做唱师的“老生”结识了乡文书老余,从而开启了其戏剧性人生:做村长引领村民致富却陷入激素、农药等非正常市场竞争的漩涡之中,做矿区看守又陷入与司机合谋偷矿和嫖妓差点沾染病毒的尴尬之中,后又进入一场伪造老虎照片骗取政府经费的闹剧之中,最后通过做药剂生意致富却又死于瘟疫。其中作为领路人的老余为了自己能够升官,巧用以戏生为代表的乡村资源,最后也在尴尬之中看着一个村庄毁于瘟疫。
这“历史世事”确实“荒诞”,但小说本身并不排斥“荒诞”,甚至有时候“荒诞”也成了某些小说展示实力的必备元素。由此而言,事关“生死”的唱师完美述说了事关“生死”的革命与事关“生存”的改革,并且以“荒诞”的叙事实验解决了贾平凹“历史如何归于文学”的叙事难题。“形而下与形而上”完美“结合”,对小说写作的自我期许也应达到了贾平凹的想象了。对作为小说家的贾平凹而言,确是一个完美“结局”。然而,不得不说的是,留给我们的却是一个“荒诞”的历史,一个在“狭隘”视野中重构的历史。
拿革命来说,革命话语与农民日常话语、革命思想与农民日常思想本是两条平行路线的文化形态,因而导致了革命行为与农民日常行为的不同体现甚或冲突。当革命文化形态强行介入中国乡村时,势必会征用乡村中原有的文化元素与“革命”动力,而乡村也在“革命”中得到了结构变迁的可能性。
那么,在此视野下,我们亦可重新解释上述的各种“怪诞”与“荒谬”。 比如说龙与牛相交生产麒麟,这一直作为乡民对祥兆与好运的想象与期盼在乡土文化中存在。比如大多数农民在不理解“革命”的时候参加“革命”,然而贫穷与困境本身孕育着农民的革命性力量,此时,满足农民的物质与身体欲望是激发其革命性力量的必要保证,哪怕是想象性的。
关于游击队以“女学生”鼓励队员进取的材料确实见于革命史料。以中国与中国革命之大,有怪事也正常,但绝不会超过破败中国自身的无奇不有。但这一个材料却被不同当代小说家们念念不忘地引用,比如格非的《人面桃花》三部曲里就有这样的桥段。就个案来说,对女学生的征引也恰满足了队员对情欲的想象,这样的动员方式虽然显得龌龊,但是,农民对革命的实践却不得不先在欲望满足的想象中进行。甚至也没有超过今天普通人在饭桌海聊间的想象。二者的冲突显然并非仅仅能在“荒诞”叙述中得到合理阐述。
再说改革,戏生作为一“非正常”人,做着中国现代化追求中的“非正常”事情,得到惩罚也在情理之中。但村民的不正常市场竞争行为,是在对“好日子”的想象与中国不成熟的市场逻辑相结合的情境下孕育出来的。这要放在整个现代化话语与实践系统中才有可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让村民们承受毁灭的惩罚,未免过于残忍了吧?因此说,这并非是一种反思的姿态,更别说是客观性的“公道话”了。
如若追究贾平凹缘何如此,我想可从两方面来做简单探析。一是文革时期的“黑五类子弟”身份带来的痛苦记忆(见《老生·后记》);二是1980年代及其之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文化上的“告别革命”。即是说,贾平凹并未走出“文革”阴影与1980年代文化构建的内在逻辑。那么我们或可做出一个判断:《老生》并非“民间写史”,只是“知识分子”在其生存经验视野下的“编史”;贾平凹所言的“公道话”,也只是一种自我定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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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陈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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