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激进派推动了民权运动、黑人权利、女性主义、环保主义、反越战等“新社会运动”。 激进派显然无法容忍一个中间派的民主党，这在林登·约翰逊把美国从冷战推入真实的战争之后尤为明显。 此时，民主党的这种异化催生出了新的政党：和平与自由党（Peace and Freedom Party），其在多个州议会都曾拥有议席。然而，1960年代末的“新左派”远离了选举政治，与此相反，他们把“革命”推向了街头。 

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

反越战游行

在1970年代初，左派与民主党的联姻有了复苏的迹象，但这主要是在地方层面，而且多数和推进市政选举的黑人运动，以及推动妇女工作权利的女权运动相关。当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在1972年赢得民主党提名的时候，他得到无数期望结束战争和实现社会变革的年轻人的拥护。虽然此次选举失败，但是民主党内的变革已经发生，民主党大会和选举提名的规则被重写，新的规则在鼓励草根运动的同时，保证了妇女和有色人种在民主党中的发挥的角色。  

四.参与与挫败

1972年确立的新框架给民主党内的激进派提供了支持，但同时又是一系列挫败的源头。此时“左翼”的形象在民主党内变得日益模糊，跟1930或者1940年代不同的是，当时党内的激进团体是明确和公开的。而此时，却很难知道什么才是“左翼”，哪些人属于“左翼”。 当代左翼不但变得没有一个清晰的架构，甚至没有了一个固定的标签。 而“进步主义”现在成为了一个模糊的标识，被轻率的使用，本身变得毫无意义。  

同时，1972年之后，左派基本上被排除出了全国层面的民主党竞选。与桑德斯此次竞选类似的情况只有一次：1984年杰西·杰克逊（Jessie Jackson）领导的彩虹联盟曾经激发过左派的热情，扩大了左派影响力，这与桑德斯此次竞选不无相似之处，而在其他时间，中间派则占据了民主党内大部分的舞台。

运动领袖杰西·杰克逊

更多情况下，激进派的活动则停留在了地方选举层面。 一些令人振奋的，持进步立场的人当选，比如芝加哥市长、洛杉矶和纽约市长。推出非裔、拉丁裔、亚洲和同性恋候选人，推动保护妇女、移民和性少数群体权益，帮助工薪阶层，而正是这些运动保存了进步主义者的激情，使得他们继续活跃于选举政治。但更为根本的是，来自右翼的威胁让激进派在民主党党内得以保留。

九十年代的绿党则再次试图推出独立的选举战略，在赢得了加州和威斯康辛州一些市议会议席会后，绿党参与了1996年和2000年的总统竞选。2000年的选举中，绿党候选人拉夫尔·内得（Ralph Nader）分散了戈尔在佛州的关键选票。 这使民主党再次吸取1934年的教训：不管“另立门户”多么具有吸引力，而左派赢得选举的希望始终应该在民主党内部。  

桑德斯的竞选团队应该从1934年吸取的另一个教训是： 罗斯福新政时期的那种合作关系要远好于现在，因为当时的左派被组织进了民主党内，并且是可见的。正是这些人推动了当时民主党的左转，并进一步推动了有利于美国政治经济变革的政策。而现在问题是，在此次总统选举中被激活了的民主党左派接下来可以扮演类似的角色吗？ 

（青年观察者王建明8月4日译自澳大利亚The Conversation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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