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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竹:福山对中国的质疑有破绽吗
——点评弗兰西斯·福山与李世默的对话
关键字: 福山李世默否决政治政治秩序的起源儒家李世默福山对话中国政治法律起源三,如何理解与评价中国?
对中国政治的解读与评价是两人这次对话谈得最多的,也是两人共同点最多的地方。毕竟古代中国的优秀文化和当代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带偏见的人都很难予以否定。
福山在对话中再次强调了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文明是现代国家之滥觞,而欧洲出现类似的制度比中国晚了大约1800年。福山讲的现代国家是指“一个拥有官僚体制的、中央集权的、选贤任能的、秉公持正的国家”。他认为,西方社会之所以对中国是最早现代国家这个基本事实忽略了,是因为西方国家对传统中国的印象是来自晚清,而晚清是中国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衰败期。客观地说,福山这个说法在西方学界还是具有相当价值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不过,关于中国是最早具有科层化官僚制的国家在中国学界早有人讲过,王亚楠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专门谈过中国官僚制度的起源,而黄仁宇、钱穆等人也都谈过中国政治早熟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福山讲中国最早建立起中性的、非世袭的官僚制度只是中国古代社会领先于世界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领先世界是全方位的。中国不仅建立起了世界上最早的非世袭的官僚制度,而且政治与宗教分离的程度、土地的私有化和自由买卖、析产继承制、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政府对商品市场的干预和调节等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面,只是没有近现代西方国家做得那么精致而已。
李世默赞同福山的一个说法,即邓小平之后的各界领导人不管他们本意是什么,实际上都在复兴中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李世默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个颇有见地的思想:“自19世纪末中国国家崩溃以来,中国人一直不断地试图恢复国家”。这个说法抓住了近现代中国的主线。
确实,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重建国家的历史,民族复兴的历史。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最根本的主线,其它所有的意识形态之争和政治主张冲突都是围绕着这条主线展开的。现代建国、强国富民、民族复兴是近现代中国的根本目标,其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性层面的东西。李世默提出这一点是值得点赞的。
尽管二人在如何看待中国问题上共同点甚多,但分歧也是巨大的,其中最根本的分歧就是所谓的责任制问题。
李世默同意福山的一个基本观点:政治体制可以归纳为“向上负责制”和“向下负责制”两种,但认为向上和向下是连续而非分裂的。而福山则着重指出,中国是一个向上负责的社会,而这种制度有很大弊端。在这个问题的辩论中,福山似乎占据了上风,对中国社会提出了一系列尖锐批评,而李世默虽然尽力为中国辩护,但辩护却不够有力,尤其当福山再次提出中国无法解决“坏皇帝”问题时,李世默似乎也默认这是中国一个难解的问题。
笔者以为,福山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质疑尽管看起来很有力,但实际上破绽很多。
第一,先来看所谓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问题。福山承认中国执政党也实行负责制:“党观察到广大社会有什么需要,或它认为社会有什么需要,就如何制定政策”。但是,福山认为“向上负责制全靠最高领导层了解人民的好恶,没有选举,他们只能依靠其他渠道。从古到今,特别是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国一直存在一大问题,就是统治者如何知道人民想要什么,并据此采取应对措施”。
从理论上看,福山的这个说法没有错,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大国,最高统治者对全国基层信息的全面了解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要想百分之百的了解全国信息显然不可能。但福山提出的是一个所有政治制度都具有的普遍问题,而非中国制度所独有的问题。
现代社会政治活动中信息的不对称是普遍性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制度都存在这个问题。诚然,在一个对上负责的制度下,最高领导人掌握的全国信息一定会打折扣。但是,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社会实行单方面向下负责的制度,信息缺乏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现代民族国家跟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城邦国家在疆域大小和人口规模上已有根本不同。以美国为例,在自下而上的选举中,99%的选民其实都却无法直接了解候选人的情况,选民知道的只是竞选团队通过大量的金钱包装出来的候选人形象,而不是候选人本身。选民看似主权在手,其实根本不知道候选人是谁,能力如何?德行如何?如果把中国执政党最高层对全国信息的了解与美国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做一个对比,后者一定远远落后于前者,因为前者负有把国家治理好的巨大责任和压力,必然会利用党的组织系统尽可能获取全国各地的信息,而后者作为单个个人,既缺乏压力也缺乏能力去了解候选人的真相。后者缺乏信息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客可以轻易地忽悠选民。
严格说来,福山讲的向上负责和向下负责并不是一个民主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结构的问题。凡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地方行政官员都身兼双重身份,既向上一级行政部门负责,也向下面的普通民众负责。法国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但法国的地方行政长官都必须向上负责。即使是经过了1982年的地方自治改革,各省省长仍然作为中央代表监督地方政治。与中国相比,法国中央集权程度,向上的负责制度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中国。福山把向上负责和向下负责割裂和对立起来,把向上负责跟民主政治对立起来,并以此断定中国缺乏民主问责制度是不妥的。中国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每一级政权都具有对上和对下的双重性质,都必须同时对上一级行政部门和治理范围内的民众负责,而全国的最高权力核心则是单向性地向下负责,即向全国人民负责。在中国,最高领导层如果不能很好向下负责就会丧失民心,就会失去执政的合法性。中国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简单地把中国政治制度说成是向上负责是不准确的。
第二,再来看看中国无法避免“坏皇帝”问题。坏皇帝是福山谈论中国问题的一个老话题。几年前他在跟张维为辩论时就谈过这个问题。
福山在谈中国“坏皇帝”时主要是拿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强人不受法律制约为例。其实,福山把这种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过程中形成的领袖人物看成是中国制度性的普遍现象相当片面。
无需否认,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并未从制度上解决好最高领导人的交接班问题,政治权力随意突破法律规范的现象也严重存在,但这段历史在中共建政后的六十多年中仅是一个有限的特殊历史阶段。众所周知,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最高领袖和共和国最重要的开创者,属于卡里斯玛(Charisma)式的人物,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虽然前有古人,但却后无来者。而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卡里斯玛(Charisma)又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并非中国所独有。近代以来同属于卡里斯玛(Charisma)式人物的也包括拿破仑、邱吉尔、罗斯福、列宁、斯大林、孙中山、蒋介石、甘地、庇隆、戴高乐等。从这些人物生前的巨大影响和身后历史发展的现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卡里斯玛(Charisma)式人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个关键转折点时特有的现象,在大部分时间里很难有重复性。事实上,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政治已经不再具有产生卡里斯玛(Charisma)式人物的现实条件,中国最高领导人任期不得超过两个五年已经成为执政党的一个制度性规定。福山无视中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的领导人交替制度,而把在中国在特殊历史阶段形成的个人权威说成是一个永恒现象确实有些片面。按照福山的逻辑,是否也应当质疑美国是否还会出现一个像罗斯福一样打破法律规定而连任四届的总统呢?质疑法国是否还会出现戴高乐式的权威呢?
其实,福山提出的中国制度无法摆脱“坏皇帝”问题是个伪问题,而这个说法跟他的政治衰败理论是自相矛盾的。福山在谈到美国的政治衰败时指出,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无法避免衰败,只要具备了衰败的条件,任何制度都可能出现衰败。同样的逻辑,任何制度都可能出现坏的领导人,魏玛共和国选出独裁者希特勒,台湾选出巨贪陈水扁都是例证,产生坏的领导人并不是某种政治制度的专利。福山认为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可以避免产生“坏皇帝”,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却摆脱不了产生坏皇帝的宿命,这个说法有很大的政治偏见。
最后一个问题来谈谈福山在讨论中提到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兼容的问题。福山认为:“今天的中国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因为一方面中共仍然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但另一方面中共又有意愿复兴儒家的传统价值。这两套意识形态不一定完全兼容”。福山的根据是儒家的价值观主张尊卑等级,而共产党的价值观强调平等。
在讨论福山这个判断之前先要澄清一个问题。福山讲中共要“复兴儒家的传统价值”这个说法不够准确。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诸子百家,汉代虽然独尊儒术,但法家、墨家、道家、兵家、名家及后来的佛学在中华文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中华传统并不等于儒学。中共从来都是强调要复兴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从来没有提要单单复兴儒学。西方学者常常把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学,这是颇为片面的。确实,汉武帝后的历代王朝都把儒学尊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上实行的却是法家制度,即所谓的“百代都行秦政制”。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儒学的尊卑等级观念与崇尚社会的平民性与流动性的法家理念共同构成了“儒表法里”的中国政治。简单以儒学代表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偏概全。
其实,即使是儒家学说也含有相当的平等主义思想,这一点在孟子的著作中有很好的表述。而汉代以后的儒学尽管宣扬三纲五常的尊卑观念,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制度也大都持批评态度。所以,简单把儒学看作是反对平等的等级学说是片面的。
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的平等精神要远远强过西方社会。中国历代王朝只是把儒学中的尊卑等级制度观念当做维系社会稳定的纲常伦理,而在现实中实行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官考试与选拔制度都是为了防止血缘等级的固化。中国历朝历代的政策,尤其是历史上的重大改革通常都是以打击豪门巨富,让利底层百姓为主。与欧洲中世纪相比,中国社会的平等观念要强大得多,社会的流动性也要强得多。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不像福山理解那样与社会主义思想不兼容,相反,二者的精神有着相当的契合。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迅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跟中国传统强大的平民精神有很大关系。举目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在中国有着最好的土壤,而这正是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福山断言中共的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兼容其实是在重复西方过去对中国的误读。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美国政界与学界就有很多人认为中共获得政权有违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只能在中国昙花一现。殊不知,中共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恰恰因为中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平等精神的最好继承者。福山研究中国问题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对中国的一些看法还是有些雾里看花,并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本质。
综上所述,这次福山与李世默在观察者网的对话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二人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和评价也许不那么准确,也许还值得进一步商榷,但重要的是两位学者提出了非常有意义的问题,这给思想界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的基础。考虑到这一点,笔者真心感谢福山与李世默在观察者网的对话,也希望这种对话能有机会经常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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