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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竹:再谈政党的代表性与阶级性问题
关键字: 李世默李世默清华演讲王琪批评李世默去政治化的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共代表性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中共在2000年初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理论实际上把中共的阶级性与全民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从此之后,“三个代表”被写进了每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
三、关于中共代表性是否断裂的问题
今天的中共是否还代表工人阶级?按照王琪的结论,中共代表性的断裂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笔者觉得王琪这次的回复仍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对于王琪列举的一些事实,特别是相当多的劳工在市场化的进程中遭受了极大的公平待遇和极大的痛苦,笔者不仅不持异议,而且高度赞同。但是,承认这些事实,并不等于可以给中共下一个代表性断裂的结论。王琪论证的误区仍在于阶级性这个概念并未厘清。
中共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如果要断言中共已经不再代表工人阶级,那么必须要从中共与工人阶级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工人阶级的界定看,王琪同学把相当多的劳工成员排除在了工人阶级的之外,这是不符合阶级这个范畴的。
尽管阶级和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出现,但自十九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对这个概念讲得最多,因此,讨论阶级这个概念很难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尽管王琪同学回应的文章题为“把阶级分析带回来”,但通观全文,并没有看到马克思和列宁关于阶级的论述。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贫富概念,而是一个与生产关系紧密相关的范畴。阶级通常指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群或集团,其中一个集团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换言之,阶级的界定主要与劳动是否被占有相关,而与收入的多寡,弱势与强势这些表面性的概念没有直接联系。在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工资与福利待遇很可能高于很多私人小业主的收入,但前者属于工人阶级,后者很难划入工人阶级的范畴。所以,即使是按照列宁关于阶级的界定,阶级也不能简单按照生活水平的高低来划分。
正是由于阶级这个概念与生产关系紧密相连,邓小平于1979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出:“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从此之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为中共党建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的这个提法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
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讲话
由于知识分子,包括大中小学的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社会群体的数量已经非常庞大。大概而言,今天的中国,除了政府官员与私企业主,凡是具有雇用身份的劳动者基本都是属于工人阶级,这当中包括相当一部分收入不菲的白领。在今天讨论中国的工人阶级,讲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仅仅讲工人阶级中的弱势群体,而把一大批脑力劳动者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是不合适的,特别是不符合部分“新左派”自认为信奉的马克思主义。
下面再来看看中国非技术劳工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王琪讲的各种劳工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与痛苦现象确实在中国存在,而且有的地方还很严重。但是由此断定中国劳工阶级已经陷入苦海是没有说服的力的。
在任何一个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都存在着差距。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以来,没有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统治者可以把自己声称的主张在现实中完全实现,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中国的劳工究竟存在多大问题不能孤立地判断,而必须要有参照和对比,离开了参照物,很难对一个事物做出准确判断。
无论是中国的“自由派”还是“新左派”,当然还包括西方的舆论界,都喜欢拿中国非技术劳工的生活状态与西方发达国家作比较,从而得出一个政治结论:这就是中国的体制有严重问题,中共和中国政府的代表性发生了严重问题。这种比较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误区。
一方面,西方社会非技术劳工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大大地被高估了。以美国为例,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80%左右,其中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在就业人口中占了很大比例。美国一个大型超市或百货店的服务员,月薪大约在1200美元左右,(资深员工大约有1500美元),扣税后的实际收入仅1000-1200美元左右。美国公司从来不提供吃住。一般城市一房一厅的租金大约在1000美元左右(200美元的上下误差),一套多人分租的公寓,单间的月租也在300到500美元之间。美国舆论常常指责中国劳工加班太多,但却回避美国低端服务业的劳工迫于生计同时做两份工的人不在少数,每周劳动时间超过50个小时的服务业人员比比皆是。美国的工会率也远远低于一般人的想象,总体来说是低于10%,除去警察工会、教师工会和政府各种公务员的工会,真正的产业工人与服务性劳工的工会率大约低于7%。如果拿中美两国的非技术劳工的收入与生活状况来比较,差距当然还存在,但这种差距远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大。
另一方面,中国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非技术性劳工陷入弱势群体的问题,但是,总体说来,中国的三十年来的进步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三十年来的脱贫人数超过了6忆,绝大多数中国人基本解决温饱。这是一个难以否定的客观事实。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还存在差距,有的差距还相当大。但这种差距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笔者完全承认王琪文章中谈到的中国在改革当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下岗工人的悲惨遭遇,市场化在教育、医疗和住房领域带来的严重不公与后果等等。但是,这里有一个基本判断不应放弃:这些问题是制度性的还是失误性的?如果是制度性的,那么这些问题不改变制度就无法解决,中共就确有代表性问题。但如果我们对三十几年的改革做一个纵向的观察,可以很清楚看到,王琪的讲的现象更多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而过去十年来,中共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并且在逐步解决。
其实,对于中国的弱势阶层是否遭遇不公待遇?生活是否痛苦?笔者与王琪并无根本分歧。分歧主要在于对中共的判断。笔者认为尽管这些问题严重存在,但中共一直在试图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解决就是代表性的具体体现。
王琪在文中两次谈到习近平的讲话,一个是习近平强调工人阶级是中共最可靠的阶级基础,一个是习近平最近在县委书记研修班上要求两百多位县委书记观看影片《居安思危》,吸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其实,王琪同学提出的这两个例证恰恰说明了中共高层直面现实,力图解决社会问题的态度和决心,而这种态度与决心正是中共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具体体现。很难想像,一个代表性已经断裂了政党,还会如此高度强调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还会要求中共干部居安思危。
理想很美满,现实很骨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没有一个国家能例外。在今天的中国,理想与现实当然存在着差异,而弱势劳工的问题也确如王琪所言。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存在的问题究竟有多大?是制度性的还是失误性的?执政者是试图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还是把这些问题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人们判断中共是否丧失了代表性。真切希望王琪同学对这些问题能有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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