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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瑾:中国古代的虎患——老虎伤人频发,百姓苦不堪言
关键字: 老虎老虎伤人老虎杀人虎患清代的上海老虎伤人不但神出鬼没,而且伤人后往往可以逃走。例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宝山广福出现老虎,伤两人后逃走。(《石冈广福合志》)乾隆十六年(1751),外冈镇瞿门泾附近的树木深密处,跳出一只老虎,伤人后逃走。(《外冈志》)
《金山县志》中还记载过一件事情,大概是在顺治十五年(1658)四月,一只白虎冲到了金山卫城内,“负一妪去”,虽然官兵与老虎进行了英勇格斗,但结果却被咬死四人,“民俱阖户”,而老虎却大摇大摆地走了,可见随着时代进步,老虎的战斗力也在不断增强。
虎患这么严重,民间和官府都不得不想尽办法捕杀老虎。与明以前的打虎行动有着明显不同的是,此时官府成为打虎驱虎的主导力量,不但征调官兵、差役打虎,还会招募猎户打虎,当然也少不了施德政、作祷虎文驱虎等迷信措施。
面对老虎直接闯到民居中的嚣张,官吏们有时甚至要亲自督捕,在要害地点还要布防设兵。康熙时的《罗源县志》中就记载:“康熙四十七年春群虎夜夜入市,三月,游击陈腾龙督兵民捕之,前后杀获六虎,患遂息。”《盐乘》中也记载,雍正年间,“虎至城东蔡氏门前咥人”,因此“始设把总以兵防守”。
在一些有驻军的地方,如果看到老虎出没也会开展围捕。顺治四年(1647),“泖西有虎”,守兵迎其首射之,“中目而殪”(《松江府志》)。一些围捕老虎的行动有时是受到上级的指示,例如光绪《宝山县志》中提到宝山所的老虎伤害了数十人,经过各级政府的层层上报,最终到了皇帝的手上。皇帝遂下令“诏下襄城伯李隆遣吴淞所千户王庆、县丞张鉴捕之”,县丞张鉴将此次政府组织的捕虎行动详细记录在了《杀虎行》里。
在记录中,官府组织了一支灭虎队伍,“爰遣壮士十余人,赳赳勇力谁敢当。雕弓引发白羽箭,铁骑森列罗刀枪。郡侯重民委莲幕,幕召切切食不遑。”最终,这个杀虎大队完成了任务,“寻踪觅迹走林麓,驱逐攫杀如屠羊。吁呼号令殄民患,食其肉兮刳厥肠。行人聚观集如市,歌者快者声琅琅”。张鉴写诗时估计满是得意洋洋,通篇都是赞扬之音,真实场景也许没有这么夸张,但的确反映了当时官府会号召百姓来有组织的打虎。
雍正行乐图之打虎
除此之外,官府还会出赏钱招募猎户来打虎,这些猎户有多年的打虎经验,打虎效果通常不错,官府对此法也是乐此不疲。江西安远县县志记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境内多虎,白日噬人,知县李多柞悬赏募善捕者旬日获十三虎。”《尤溪县志》中也有记载:“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虎入城,知县闵本贞募善捕者射之,一日于西郊外连中双虎。”
对于农商为主的上海来说,雇人围捕老虎的方法十分受用。明正德年间,嘉定安亭就在发现老虎后,“购猎者捕之,其患遂息”(《安亭志》)。可见,当地官府都非常喜欢这种出钱招募的方式,不但针对性强,效率也高。
明清时期的虎患如此猖獗,说明虎的生存环境遭到了人为的极大破坏,人与虎的矛盾到了对抗性的地步,要么虎吃人,要么人杀虎。打虎的工具和方法也随着技术的进步更加多元化,甚至炸药、鸟铳和短枪火药都用在了打虎上。
其实,这些吃人的老虎之所以养成这种习性,是跟环境的变迁脱不开关系的。明清后人口密度的增加,农耕地的扩张,都进一步逼得老虎们无处可去,也就必不可少会去袭击人类。乾隆后,各地虎患日渐减少,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趋于稳定。但老虎却因为过度的捕杀以及生存环境被侵占,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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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陈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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