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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能少】杜建国:“脱贫攻坚”为何成不了舆论热点
关键字: 脱贫攻坚扶贫扶贫工作驻村干部义务教育新农合医保农村医疗不难看出,全面脱贫攻坚与新农合的普及,这两项举措比废除农业税对农民的帮助要大,但是很奇怪,这两项在中国舆论中引起的反响却比后者微弱得多。
这一强烈的反差该如何解释?本文开篇提出的疑问的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
众所周知,多年来,中国的媒体与学界即中国的舆论界,深受“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影响,崇尚“小政府大社会”的逻辑。废除农业税,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逻辑,符合“减税”这一媒体与学界制造的“政治正确性”,因此就得到了较多的肯定。
而脱贫攻坚与新农合的特征则相反。很明显,脱贫攻坚是“大政府”或“有为政府”的表现,是靠政府行为来解决单靠市场力量根本无法解决的贫困问题;新农合带有强烈的“福利国家”的色彩,也不符合“纯市场原则”或纯粹的逐利逻辑。因此,脱贫攻坚与新农合这两项重大举措尽管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却因为不符合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而遭到了媒体与学界的冷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肯定。
这并不是偶然现象。脱贫攻坚与新农合之外,近十五年来,中国政府还出台了其它多项有利于民生的举措,也都遭到了舆论的冷落,甚而至于,舆论会误导、诱使政府抛弃自己原本正确的、有益于民生的做法,而去做一些损坏民生的选择。
新农合属于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一部分,近十几年来,政府推行、落实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五险一金制度,对一般劳动者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可是,五险一金制度从来没有得到舆论的支持,反而一直遭到抵制。反对者一般站在企业角度,讲什么“五险一金加重企业负担、应该减负”,有的则貌似站在职工的角度,宣扬“上五险一金不如直接给发工资”等,有的媒体甚至干脆制造“一人工资条上月收入是8000块钱,到手的收入实际上不到5000块,3000块都缴纳了五险一金”之类的谎言,来煽动公众对五险一金的敌视。事实上,工资条若是8000的话,扣除五险一金以及个税,到手的绝不会低于6000元,网上有相关的计算工具,一目了然。
今年两会期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党组书记尹蔚民表示,无论怎么降低社保率,职工个人权益都不会受影响
像住房公积金,是五险一金中令职工受益最大的一项,全部归职工个人所有。常有财经媒体与经济学家批评说,公积金其实是公务员与国企员工的特权,因为能享受到的人群当中他们占比最大。这很荒唐,公积金是法律义务,是人权而不是特权,应该比好,让那些不给员工缴公积金的企业向交的企业看齐,而不能反过来比烂,让交的企业向不交的看齐。
2017年年初,京东董事长刘强东对长期泛滥的丑化五险一金的舆论都看不下去了,公开指出:
“这几天看到有快递公司停摆的新闻!说实话这就是电商十几年高增长隐藏起来的毒瘤,大家只看到所谓的电商就业数字,而看不到90%以上的电商从业人员没有五险一金或者(只有)少的可怜的五险一金。现在他们吃的是青春饭,将来谁来养活他们?以克扣配送员和卖家从业人员的福利带来的快递业、电商表面‘繁荣’该停止了!否则最后损害的还是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利益!”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不少媒体人与学界人士,虽然算是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常常比企业老板带有更多的“血汗工厂”的气质。
一方面,他们日常都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抱怨政府忽视民生,但是,一到具体实践操作中,他们却对政府做的正确的有利于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甚而至于,还主动制造舆论,误导或诱使政府去做损害民生的事情。
2003年12月30日,中国通过了《最低工资规定》,在此之前,最低工资形同虚设,此后,各地年年提高最低工资成为惯例。可是,近年来媒体大肆制造“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的舆论,受此影响,自2016年起,全国各地最低工资、退休金上调的频率与幅度都大幅放缓了,这固然与经济放缓有关,但是,舆论的压力或引导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不可否认的。
2007年,开始实行新劳动合同法。新劳动合同法对员工的保护还是有效的,比如,在新劳动法出台前,中国大量存在不光不与员工签合同甚至还要扣身份证、扣押金之类的现象,自从有了新劳动法后,这种现象就很少听说了。同样,新劳动法也没有从舆论那里得到应有的肯定。当年,反倒是富士康与三一重工这样的台企与私企出面力挺劳动法。直至今天,要求废除劳动法的声音依然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同样一批人,一方面,他们痛斥中国产品不够好,有数量无质量(这并不符合事实),缺乏工匠精神,一方面,他们却连五险一金与劳动法都反对,实际上在要求恢复血汗工厂那一套。靠血汗工厂能培育工匠精神吗?
还有件事不得不提一下,此事对中国民生的改善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自上世纪九十年起,中国每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急剧上升,到2002年达到最高峰,当年死亡6995人!这还不包括瞒报的。自2006年或2007年起,死亡人数开始急剧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煤矿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关停并转了大量的不重视安全生产的私人煤矿或黑煤窑。2009年煤矿死亡人数已经下降到2700。到2011年,死亡人数开始控制在2000以内。2016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已经下降到了538人,尽管同期中国煤产量已经由2002年的13亿吨增长到2016年的37亿吨。从2012年的7000人下滑到2016年的538人,可以说,对煤矿整顿后,十年左右时间已避免了数万人的死亡。可是,其实施初期,竟然被媒体攻扣上了“国进民退”、“与民争利”、“国富民穷”等大帽子(国进民退的舆论就是从此开启的),其历史地位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如何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
农村脱贫已经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绩,那么,未来应该如何巩固其成果呢?我认为当前有两个不正确的或很片面的倾向值得警惕。
第一,夸大农村与农业对彻底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作用,轻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意义。实现脱贫与小康并非是终极目标,距离第二个百年目标或现代化目标,中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一方面,对现在的农村加强包括“脱贫攻坚”在内的全面建设,是完全必要的且已取得了很大成效;另一方面也不能忘记,未来要让所有人都过上现代化的生活,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依靠城市化与工业化,让农村人口更多地转移到城市中去,让更多的人以工业等非农业手段为生,只留下少部分人口在农村,以高效率的现代农业为生。
现在中国存在着一股强大的丑化城市化的思潮,其中最突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旧北京的过度美化和对当代北京的过度丑化。多年来,媒体与学界大肆炮制“老北京”神话,把老北京吹嘘为一个祥和、环保、宜居的古都,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老北京一刮风就是沙尘暴,一下雨就是烂泥塘,有什么好?一个大杂院挤进去几百人,无上下水,有什么好?老北京的代表是什么?就是老舍笔下的龙须沟,这能叫祥和环保宜居?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2岁、公园绿地星罗棋布、人均GDP已接近两万美元的当代北京,无论经济、科技还是文化等都为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样一座吸引集聚了越来越多的人并让他们生活越来越好的超级大都市,怎么就不如龙须沟了?怎么就不宜居了?制造“老北京”神话,第一是为了丑化新中国,第二是为了误导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让中国去工业化、去城市化。
第二,轻视经济增长。现在有一种情绪,认为只要脱贫攻坚的任务完成了,那么经济增长快一点或慢一点都无关紧要。这种将脱贫与经济增长割裂开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经济增长,可视为做大蛋糕,脱贫攻坚,可视为分好蛋糕;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都是必需的,都不能放松,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因为强调一面就忽视另一面。现在各级政府能够每年都拿出大量财力人力来支持全面脱贫,来补贴新农合,首先是因为财政充足,而这正是依赖于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未来如果经济持续放缓,甚至进一步恶化,将会产生各种矛盾,造成财政拮据,这时候政府靠什么来分好蛋糕、来巩固脱贫成果呢?更不利的情况是,经济若下滑严重,将会出现强烈的波动,以往脱贫的成果甚至可能会因此而倒退。
不要忘了,中国现在人均GDP只有不足九千美元,还不到现在美国的六分之一,这离全体人民都过上富足安康的生活,还差得远呢。两个百年目标还没有完成,“发展是硬道理”还没有过时,还不到“懈怠”的时候,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
现在讲求全面发展、平衡发展,这是必要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正确做法,是靠补齐短板,而不是靠砍掉、削弱长板来追求平衡;要让短板向长板看齐,而不是让长板向短板看齐;削弱了长板,短板也会随之削弱。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地区,在干部考核指标中取消了GDP考核一项,只保留了脱贫与环境保护等选项。我认为,这种做法只能在极个别地区实行,绝不能大范围推广。这种做法若得以盛行,那么一方面不会带来全面发展,一方面反而会成为地方干部懒政惰政的借口。经验证明,不说脱贫了,即使是环境问题,也并不与经济发展必然对立,而是可以兼顾的(参阅观察者网专稿《环保整改为何成了“运动”?》)。
“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应该追求又快又好的发展,而不是“又慢又好”的发展;“又慢又好”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世界各国的经验早已证明:一旦经济出了问题,那么各种问题将随之层出不穷,出现“又慢又糟”的局面。自2012年起,我多次撰文指出:将速度与质量、将速度与平衡割裂、对立起来的流行舆论,是错误的,兹不赘述(参阅以下观察者网专稿:《克服实体经济困难 还得靠中国经验》、《警钟:居民收入跑输GDP 降速就必然能提质吗?》、《没有速度就没有质量》、《“中国没有创新能力”何以成世界公论》、《中国的高增长并不粗放低效》等)。
不久前,习近平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的文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此文是这样阐述数量与质量或速度与质量的辩证关系的:“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
这一原则,适用于昨天,也依旧适用于今天的经济发展与全面发展,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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