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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耘:儒家引导中国崛起?
关键字: 复旦大学教授丁耘儒家新儒家儒学丁耘:政治儒学是一个制度,我一直不认为制度是设计出来的。制度是生长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有它实体般的存在,任何东西,它的实体就是它的表现,是他的属性,这是黑格尔讲历史哲学的术语。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实体。刚才有人讲左翼是乌托邦。现在给出最美好、最遥远、最不接地气的乌托邦的,是儒家,而不是参加革命的左翼。左翼的乌托邦性体现在所谓的否定性上,他不明确说一个什么好,而是针对一个什么不好,体现在他的批判活动上。
我现在最大的不安是,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想把儒家变成儒教。刚才文明说了后文革时代的信仰多元,中国的宗教在竞争,这是个实际的情况,问题在于儒家能不能和其他成熟的宗教竞争。我一直认为把历史上的儒家地位说低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是宗教的安顿者和仲裁者。那么即使你想把他变成宗教,没有宗旨,没有教会,没有教条,他没办法和其他的宗教竞争。比如,你现在根本还在孕育阶段,甚至父母还没认识,你怎么能报户口呢?你根本不是一个实际的存在。不是说我们论证宗教是必要的、美好的、科学的,是对人的生活是有帮助的,我们就要、就能建立宗教。你首先要有一个宗教人物出来,这个人物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像是耶稣,保罗那样的。圣人出,这个圣人是有宗教方面的天才,有超凡脱俗的魅力,更重要的要有组织能力。
宗教不是学生、知识分子弄几个思想装备就可以出来,宗教是一个组织,这是最重要的区别。如果你说我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宗教,那他已经不是宗教式了。圣人说出来的话就是教,然后有一个组织天才把它变成宗教,但是这个宗教的缘起是高于宗教的,而不是宗教本身。耶稣来是为了救赎,不是为了创立基督教。只有高于宗教的东西才能成就宗教,而政治需要创建的东西只是各种意识形态。
第二就是儒家常被他的同情者抱怨说是幽灵般的存在。最近儒家偏入政治力量以后,最兴奋的是有一个获得肉身的机会,有了一个政治的或者社会的基础。最近执政党内部高层都在公开讲所谓的新乡贤。但是我开个玩笑,不讲科举制的乡贤制都是耍流氓。汉代、唐代的士绅之所以是士绅不是土豪,是因为他有教化,有系统的儒家教化在里面。
现在儒家还没有从它不绝如缕的悲惨状况走出来,儒家内部的争议还有这么多,没有组织性,没有圣贤,没有君子,没有一个通行的、内部都认可的教材的制定,你教不出真正的乡贤,所谓的乡贤只能说现在农村里面现有的豪强,把他限制一下,让他不起坏作用,起到表率作用。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不说其他人,就说大学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孩子读书还不错的话,很多高中直接送国外读,那你再怎么鼓吹都没有用。
要从正心诚意开始,对中国社会是既要在政治态度上有所梳理,又不要急于做政治上的表态。拥抱现代性或者拒绝现代性,拥抱儒家或者拒绝儒家诸如此类的说法,这些说法其实是很有问题的,现代性已经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不是我们可以拒绝、可以拥抱的对象,不是外面的东西。现代性不管是邓的还是毛的,不管是五四的还是儒家的,都是我们中国人生命里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相互冲突的做一个安顿。原来比如说邓的声音比较强,把其他声音压住了,但现在有所减弱,其他力量起来。这种安顿不是要一个不要一个,因为任何一个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都是一致的。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邓时代离我们最近,相当于父亲,毛时代相当于祖父,以前的旧时代、儒家时代是曾祖父。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三世在最近十年,在我们思想角逐层面上同时成为我们选择的可能。自由民主这个选项,曾经是选项,但早就被抛弃了。
我很敬佩华东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他是最有活力的思想者,那天他说了一个很好玩的段子,就是自由民主在中国给它的历史机会早就给过了,但它没有根,接不了地气。什么没有根呢?豆芽菜。自由民主就是我们思想盛宴里的豆芽菜,只能炒了吃了,这是曹先生的这个比方,也是我的看法。我们说的三世或者三个传统,跟甘阳老师说的自由民主化,对应的问题是一致的。甘老师的说法我大体上赞同。他说的是“通”,我是说“安顿”,而且我没把毛和邓作为两个传统。在我心目中就是孔子为一统,革命与建国是毛主席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可以通。邓是属于毛的传统,所以不存在通不通的问题。
总而言之,对于儒家来说,学、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政见上要谨慎,表达要具体。如果儒家跟中国社会之间能建构起某种关系的话,还是教、学和选举。我之所以说改革开放和中国儒家有很多隐秘的、没有被叙述者注意到的关系,是在中国的革命和改革指导者那里,从人民当中选拔先进分子、选拔精英的治理方式,和儒家的传统是一样的。
我在讲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时候讲过了,这个话非常重要,我讲过不止一次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性的作品,至少跟美国《联邦党人文集》的重要性是一样的。1949年新中国建国起,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毛主席的解释是,因为农民占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把领导权交给社会的大多数,这是什么原则?这是民主制原则。但是在工农联盟里面为什么要以工人为主导?因为你贯彻民主制原则就要以农民为主导,工农联盟里肯定大多数都是农民,但是因为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富有远见。这个原则就不是民主制原则了,这是贵族制的原则。大公无私、富有远见是非常难得的,但是要经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他的出身可能是农民,地主甚至小资产阶级,但是它的意识是无产阶级意识。这个就是正当性论述。他这个先进跟人民有关系。这个先进性是从人民中选拔出来的,最能代表人民。
对我国的政治来说,最关键的是保持社会精英、政治精英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在我看来,这个联系是对儒家很好的回应了。在历史上对儒家的解释传统和在乡村社会组织工作都很好地做到了。在儒家的脉络里,是理学这派,不是经学这派,不是说不要读“经”,但唯经学是务,把经学看成是儒家的正统,这是门阀的儒学,在中国没有社会基础。在权贵变成门阀的过程中,一定会受到到强大的历史阻力。中国革命这一百多年不是白搞的。中国人民的平等意识已经深入到人们的骨髓当中,我们自己都想象不到。今天我们到华东师大来的一个机缘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最大的教育就是,要在人民社会、人民国家的地基上重新看儒家。
儒家和启蒙之间的关系,唐文明在一篇批评我的文章里提过:新儒家对启蒙是挽着走。我觉得这个提法很妙,但可以有其他的解释。文明兄不是新儒家,他说的新儒家是梁漱溟、熊十力以下的这些。他在学术上也把我归为这一类。现在回头看,这些年我的问题意识就是研究儒学和启蒙之间的关系。我想做的实际上是从儒家的资源来进行界定、把握和引导启蒙。
现在要我定义启蒙的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启蒙。启蒙所有重要的诉求都可以放在这里。启蒙里的一些界限,比如对启蒙的批评,也可以放在儒家传统里对这三句话的不同解释。朱子的解释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有利于启蒙的,他认为新民就是,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后来王船山对这个做了个纠正,说只有人君才能明明德,庶民不能。君子和民的差别在朱熹对“新民”解释里没有,在王船山那里提出来,这个界限对于儒家式启蒙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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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陈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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