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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凡: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有多重要?美国人早就用行动证明了
关键字: 话语权政治话语权中国话语权西方话语权西方民主制度所以我们中国现在的舆论环境就比较复杂了,成分比较多,观点也比较多。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看媒体的东西时,心里要有一些准备。不要看什么就信什么。因为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会有意无意把一些东西输进去,这是非常讲究方法的,输进去以后,你觉得是看新闻报道,同时会不知不觉受到他的感染。美国在这方面是非常有手段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李普曼的书。从二战起,李普曼对群众心理就有了大量的研究,他们会把这些东西通过培训、教育输给新闻工作者。而新闻工作者会把这些东西灌输进去,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你在阅读或者收听新闻的同时,就受到了影响,就被动接受了他的逻辑,这个其实挺可怕的。
李普曼在书中讲到,一般我们都认为美国人的工作对象都是自由派,因为比较好掌握,容易引起回应。但实际上通过对现有资料的研究,其实也不见得如此。二战后在欧洲,他真正下功夫去做的对象是那些有幻灭感、有挫折感的非共产党的左翼人士。所以他在其他地方也不一定就找我们认为的那些自由派人士。比如他把曾经加入过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人,如法国作家马尔罗、英国作家奥威尔等,他们都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又感到失望,他们很容易利用这些人。这样做背后有很多手段的,给一些小恩小惠。比如说请你开会,给你出机票等。这种事情很多,很多人事后说不知道。但也有一些人是知道的,还是愿意去享受这些机会。
以上展示的这些过程说明美国政府是有意营造这些行为,他们是有战略一步一步实现的。刚才我讲的都是公开的战略,另外那本书还从战术上讲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如何落实这些对外战略目标的:一步一步地去说服对方,在自己的盟国和对手中制造一批代理人,能够不停地替美国说话;造成一种感觉,例如美国是全球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的领导是有利于全球的等等。
另外我要补充一下,约瑟夫·奈是软权力的发明人,他在“软权力”理论中有一种故意的误导。软权力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探讨话语权最重要的理论了,而在这个理论中有一个特殊的趋势,好像是说任何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文化都自动地具有能够发挥的“软权力”。他举了很多美国和英国的例子,也可以反过来讲,中国强大的时候,西方特别羡慕中国,也会把中国的生活方式作为模仿对象,就有了一定的软权力,很模棱两可地把这些故事讲了一遍。实际上十八世纪的欧洲经济规模还没有中国大,生活水平也差不太多,中国的生活方式是西方人的模仿对象,当时中国的软权力还是挺大的,比如说喝下午茶的习惯是来自于中国。
这些影响好像是自动产生的,但他显然是故意忽略了美国军事和情报机构的大量隐蔽活动的作用,而仅以导言里的一句“那并不意味着中央情报局在生成软权力方面毫无作用”而轻松描过。而我认为实际上美国政府是非常在意而且精心去做这个事情,这些事情在奈的理论里被一笔带过。但我们要清楚这个事情,我们接受的很多事情不是天然的,是被误导的。而这种误导是他们精心制造的,而不是因为我们以为美国的物质文明发达,因此精神文明就发达,所以我们就误入歧途了,其实这是他精心引导你进去的。
四.中国话语权的建立
最后给大家讲讲中国建立话语权的问题。我们到现在讲话语权里充满了西方尤其是美国谎言,而这些是美国故意造出来的。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建立中国的话语权
而我们中国人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确实是处于劣势,而且我们在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时还有几个困难:第一个是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世界承认的独立话语体系,很多事情我们自己都说不明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具体的参照。
无论我们是说和平崛起,和平发展还是其他,别人再继续追问你,我们往往就说不太清楚,因为缺少一个体系的支撑来说清楚。所以在清华大学的一个美国社会学家,他给中国制造了一个体系,就是新儒教+社会主义。这里我打了一个问号,因为这个问题是美国人提出来的。而中国现在有必要提出这种体系,搞研究的人应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未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可以剖解成很多课题,但它是方向性的,你需要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第二个是西方(以美国为首)仍掌握着国际体系中的话语霸权,仍然在散布着有关中国的许多偏见,甚至掌握着有关中国的国际议题。
比如我讲到的汇率问题,外汇储备问题,贸易问题,他们掌握着这些问题,可以解释这些问题的道理。而实际上形成的问题可能跟这些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们控制舆论的时候,就会让事情按这个方向去解释,去做。所以他们仍然掌握着话语权,是我们很被动。很可能我们说的东西没人听,或者没人听得懂,因为话语权是个先入为主的东西。他先把你引入某种定势思维以后,你顺着他的思路去想,怎么想都会觉得很合理,就是这么回事。而实际上的事实道理可能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但当你在别人的话语体系之下的时候,顺着别人的话语去想是很容易的。
还有一个中国本国的媒体仍不发达,仍在以拿来别人的东西为主。我们对很多问题的分析,基本上还是以拿来主义为主,很少能有独立的分析。甚至去拿别人的信息来组建自己的框架的时候,也会受到话语权的影响,因为这个分析框架很可能是别人希望的分析框架。
还有一个比较要命,我们的管理体系与掌握话语权的技巧都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别人还没有专门的机构,美国的中情局、国防部在做这些,他们还有其他的功能,这些部门承担的职能之一是炮制对外传播战略,掌握话语权,影响别人。我们的宣传大大落后于别人,这和我们的机构和整个经济结构转型有关系。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虽然知道这个很重要,从国家到地方各个层面都有专门的人在管这个事,但它仍然是在计划体制的一个产物,跟不上市场经济的实行。它不知道怎么做,而且还经常造成了对立。在计划经济体制里,那就是国家的机构,它就是权力机构,只要下命令就够了,下面只是一个服从的过程。而在市场经济体制里,虽然政府有目标,但是政府机构更要去引导。就如同美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做得非常隐蔽。
比如说美国人非常强调新闻自由,但是在美国居住或者工作尤其是在美国媒体工作过的人就知道,美国其实没什么所谓的新闻自由。刚才讲到了,美国的对外传播里有manage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也就是说我给你的新闻是有控制的。这个东西本身很重要,本身我就控制了新闻从业人员的向心力,也就是说你必须跟政府有比较好的关系,否则你什么都得不到。美国是靠这些来控制舆论的,而不是简单地靠命令。
应该造成一种服务于媒体的感觉,让人很愿意跟你合作,让人自动跟你配合。美国在实施自己战略的时候需要各种配合,包括媒体的配合,NGO的配合,他的很多事情是通过基金会、非政府组织这些来实现的。
我们不能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这跟市场经济明显对不上了。这些媒体要生存,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市场的行为。
美国当年都是由政府扶植、资助大量的非政府组织,通过他们在外面扶植代理人和亲美势力。而我们今天完全靠政府是很有问题的,起码要学会政府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如何做这些事情,得明白这个问题是话语权的问题,是个主导宣传的问题。
但这个事情怎么做?不能再按以前的方法做了,也得参考一下别人的做法。比如在对外宣传战略上,美国有一个要团结内部凝聚力的作用,这个我刚才讲到了,无论它是谎言还是什么其他的,它已经把那种观念先入为主地植入人们的脑子里,美国民众就不信任宣讲这种事情,何况是外国政府。所以中国政府出去宣讲这种方法基本上是没什么效果的。
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构建有说服力、有因果关系、有内在一致性的话语体系,能够让别人明白、理解为什么中国走自己的路是对的,发展得比较好。我们这个问题一直没弄清楚,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尽管你做得比其他国家都好。而且弄得咱们的互联网上的愤青们一天到晚骂中国,骂中国政府,好像什么都不好。其实你到世界各地走走,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地方发展得更好。这就是一个极奇怪的反差。而且如果你替政府说两句好话的话,就会把你骂得一团糟。但你要跟他们一起骂政府的话,他们会说你这个人真正直,真正义。这成了一个没什么道理的事情。现在这个话语权是极其不正常的,你又找不到一个什么东西能说明这个道理,这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是我们研究人员非常亟需的问题,需要一个能够找到这些内在关系的话语体系,能够让人明白为什么中国比别人发展得快,发展得好。
当然这也是有人要割裂我们的历史。2009年我们庆祝建国60周年的时候,别人很愿意提我们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实际上这是比较荒唐的,六十年是有一定的连贯性的,虽然这中间有起伏,有错误。整个中国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如果没有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什么也做不成。所有的工业基础都是在前三十年打下来的,没有这前三十年重工业的底子,你后三十年的轻工业怎么发展?而这些也是话语权的事情。
要讲明白中国为什么这么成功,就要讲明这六十年的发展。而你自己也说不清楚。你这六十年的经历,确实是西方大国走了几百年的路,你为什么这么快走出了这样的道路?是怎么做的?中间的逻辑到底是怎么回事?到现在还没有讲清楚。不可能是你的制度没有任何优越性。别人是民主,你就是专制。民主比专制优越得多,但无论是社会成绩还是经济成绩你做得都比民主的好得多,这似乎不可能。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不出来,没有任何说服力。
所以这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我们需要去探讨这些事情,需要去说明这些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实际上中国发生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是个奇迹,在两百年的世界史中找不出来。但是为什么发生了,没有人解释得出来。现在各种外国人在替中国人找根据和道理,中国自己也在摸索,但还没有找出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比如说北京共识是罗默发明的,他想找出一些和西方不同的东西,但也没找出特别不同的东西,也没说清楚。
奈斯比特写了《中国大趋势》。奈斯比特也是个人物,在80年代是全球的风云人物,他是名未来学家,出了《大趋势》,被翻译成二十几种语言,不知道卖了多少册。90年代以后他来到中国,在天津建了一个研究所,跟踪研究中国十几年,两年前出了一本书叫《中国大趋势》。他就试图来解释中国奇迹的道理,总结了八个道理。
但他毕竟是西方人,不敢从根本上挑战西方的一些东西,所以他就旁敲侧击地说中国是跟西方不同的一种民主,西方走的是横向民主,中国走的是一种纵向民主。横向民主是大家每个人的权利好像都是平等,投票的时候是一样的,但是决策的时候这个决定不一定能贯彻下来。但是纵向民主的好处是民众的要求直接上升到上层,然后上层又反馈下去。他举了很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包括土地承包责任制等很多事情都有一种上下的互动。总之这些都是外国人在帮中国人找东西,而我们自己仍然还陷在几个公文式里,这些已经很难说服别人了。
还有就是我们在国际对话中都用自己的话去说,可能我们是想用、想创造自己的话语体系。可惜的是这种体系不是别人能听得懂的,所以在国际对话中要多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去说服他们,效果比官方的宣传好得多。这可能更符合事实,也更能让别人听得懂,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可能还需要做一些工作。
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们也可以用,我刚说到有话语继承、话语转移的问题。你不能说我干脆跳出去,创造一个自己的话语体系。你要做一个完全没有继承,没有嫁接的话语体系,让别人接受是非常艰难的,还是需要某种程度的继承与嫁接。只有以这种方式,别人才接受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不一定要非常狭窄地去理解。
比如说我曾经跟欧美人辩论几次就是在说这个问题,他们老是在民主与专制的问题上闹不清楚。我就说,你能不能想象一下这世界上不是只有民主与专政这两种制度,因为我们跟他们争论的结果就是好像我们到最后只能在这两个话语中间选择,不可能有其他选项,即非民主即专制,非专制即民主。基本上是无法解脱这个套。
我觉得这是个圈套性的东西,一旦进去很难解释。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是什么样的民主,你们是什么样的民主,我们是什么样的民主,只能在这里解释,而这么解释来解释去也没跳出来。因为他给你的解释框架就是只有我这个才是民主,你只有跟我的标准一样才是民主,不是民主就一定是专制。我觉得,这是话语权很大的误区。我就跟他们讲,你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讲,我就说实际上民主与专制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而人类的政治制度绝不像你想得那么简单,只有民主和专制。
比如说你们西方人从来都认为你们的文化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延伸,我们讲这个必须先从希腊讲起,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第一次给政治制度分类的思想家,最起码分了三类到六类政治制度。你们说的这种民主制度,在他那只是一类。他把每一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群众支持、制度的上升和衰落全都讲了一遍。我们总不会比古希腊人还傻吧?希腊人都知道政治制度起码有那么多类,我们认为只有两类。这个问题你不能简单地把我非民主就划到专制里吧?你这么一说,他们还说就是这么回事。
我还说,现在你们的民主制度其实是在退化。同样,亚里士多德就指出了一个制度有上升期和衰落期,他分析了各种各样衰落期的表现形式和道理。你们是不是该注意,你们的民主制度有没有衰落的迹象?因为民主制度的衰落,你们连个像样的领导人都选不出来。因此,你们就没有权利来指责我。其实是你们的制度出问题了,不能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来指责我。
有一次我跟一个很年轻的德国议员说这个事情。本来德国人在这个事情上不太讲意识形态,但他完全按美国的东西讲,他在德国的一家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大文章,高唱德国应该跟亚洲的民主国家有更多联合,虽然没有明确指明针对中国,但意思就是如此。后来我跟他吃饭的时候讲了这个。你以民主为标准来结盟有没有道理,民主国家之间也很经常打仗,我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后来把他弄得很难堪,因为我把他所有立论都推翻了,而且说你连古代欧洲人都不如了,连最起码的分析能力都没有了。
所以当我们的知识多一些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陷入别人的话语权,跟着他讲这个事情,你一定要跳出他的话语权,你才能找到自己说话的根据和逻辑,你就会觉得,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一定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话去说,让他多问一个为什么。我们站在这个逻辑上说中国,可能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所以你要让别人客观地理解看待你,你也需要想出一套办法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让别人去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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