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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我们急需新的全球连接来应对资本主义和恐怖主义
关键字: 戴锦华文化研究全球化恐怖主义资本主义女性主义数码转型新媒体后人类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张力意味着想象未来的可能
林品:那么,联系着生物学革命,您认为,当前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引起热络讨论的赛博格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将会对人类的文化生态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戴锦华:我一直强调,赛博格不能仅仅在单项技术革命的意义上去考量,也不等同于仅仅说,我们戴眼镜,我们早已使用假肢,赛博格不过是更大的进步和技术的延展。不。当人工脏器开始替代受损脏器的时候,当干细胞技术开始再生坏死的、病变的、衰老的细胞的时候,第一次,人类在肉身的层面上,尝试挑战死亡。另一边,联系着数码技术,则是所谓的上传和下载我们的大脑的技术在不断推进、成熟中。一旦成为现实,便意味着我们的“意识”,或可在肉身死亡之后继续存在。无关乐观悲观,这是推进中的社会/技术事实。
然而,这些曾为幻想类作家、导演们想象的场景,原本都是文明预警式的梦魇:千年吸血鬼或“缸中之脑”,今天却成为未遭抵抗与反思的未来展望。姑且不论正是死亡的必然反身定义了人类的现实,而且生物学革命和数码转型并未在任何意义上挑战、遑论改变今日世界的政治经济现实。新技术、尤其是挑战死亡的生命技术,正在继续或者说放大已有的分配的不平等。它可能不仅仅是在“人类战胜死亡”这个意义上象征着梦想成真的人类胜利,换个角度,它更可能是人类意义上的最后的公平——“是人终有一死”的消失。
在这个学期开设的科幻电影课程上,我专门选择了《重生男人》(Repo Men)这部B级片,旨在提供一个参数:对于美国中产阶级的上层来说,人工脏器也是必须毕生分期付款的天价商品。这固然联系着今日世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更直接地联系着导致金融海啸、及其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的现代债务结构,因为那部影片所模拟的,就是这样一个债务结构。于是,就出现那个反讽性的残忍的开篇旁白:“交不起房贷,收房;交不起车贷,收车;交不起肝贷,收肝!”那就意味着,在现代技术可以利用形形色色的人工器官来延续生命的同时,你也把自己的生死权交付器官公司的手里,一旦无法偿还,公司就有权将你处死。
对我,这是并非虚幻的、形而下的议题。问题尚不是“我们是否接受人类的赛博格化”、“我们是否接受生命有机体的形态被改变”等等形而上的讨论,而是分配的不平等已经覆盖到生命领域的具体议题。
讨论到虚拟现实,似乎是又一个遥远而迫近的议题。这一科幻写作中的基本主题,正在成为我们现实中的、具有哲学本体论性质的富于挑战性的议题:关于真实与虚拟/虚假/幻觉的关系。关于这个议题,最常见的切入话题是游戏——从电玩、网游,到迄今为止仍只是存在于科幻小说、科幻电影中的神经元游戏。而我的思考重心在于,虚拟现实在什么意义上将侵入、融进我们所谓的“真实的现实”,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将改变我们“真实的现实”?这种虚拟现实的介入、满足,将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类的社会性?
电影《她》剧照
也是在这学期的课程中,我选择了《她》(Her)作为一个细读片目。影片设定的某种近未来,便是某种人工智能/数码操作系统可以构成真实的爱和陪伴,甚至不需要肉体,便可以成为我们的理想自我/理想他者,成为我们的最佳的自恋投影/最完满的他恋形式。问题成了:是否人可能不再需要人?是不是人类的社会性正逐步丧失?个人、个体是否可能以某种独自而不孤独的形式自足生存?
当然,《她》里面呈现的世界,离我们的生存现实尚有距离。然而,类似结构性的改变却早已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种种新的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QQ、微博、微信,所形构的网络社群乃至网络爱情和婚姻。更突出的的则是“宅”,如果我们的社会真的成为封闭、自足之“宅”的空间集合,那么,人类的社会性连接是否仍然可能?马克思在社会交往的意义上构想的社会实践的可能和人类历史的动力,是否真的会改变?
与现代文明的伟大突破——生物学革命和数码转型同时发生的,是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和能源紧缺。封闭而自足、隔绝而想象性连接的未来,无疑意味着某种高耗能的文明形态与生活方式。它也意味着,类似生活形态并不能为所有人享有,或者说,这种生活形态本身便意味着更大的不平等。就像电影《雪国列车》当中那个讽刺性的情境:所谓永动机事实上是为童工所推动的。一如今天,虚拟的宅要彻底封闭,不仅仍必须以真实的、真身的物质劳动、物质生产为依托,同时必须有以体力劳动为特征的物流系统的支持。
甚至在所谓批判理论中,“非物质生产”也成为核心命题,然而,在欧美世界之外,物质生产、人类劳动(体力劳动)仍是无法虚拟的基本事实。因此,劳动价值论仍是一个并未远去的理论与实践议题。现代文明形态也许正在改变,但是现代社会的内在的紧张和危机并没有缓解。后冷战之后,能源与资源的危机正以福岛危机的形态被凸显,愈加急剧的社会分化正以基尼系数的形式被记录。
因此,迄今为止,虚拟现实与文化艺术有关,但是它却无疑是大于艺术的和文化的事实:在什么程度上我们可以逃入或生活在虚拟现实中?在什么程度上它可以替代我们的现实?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它可以碰触或解决我们现实的问题?我的、也许是极为老旧的立场仍然是,现实的问题只能在现实的层面获得解决。我们的文明正在面临改变,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回应这个挑战的话,我们就只能被动地等待它以灾变的形式发生。在这一多重的历史转折点之上,挑战与回应分外真切和急迫。
林品:一方面是数码革命与生物学革命使得“后人类”这个事实得到凸显,使得“后人类主义”作为一种歧义迭出、但已相当有影响力的新思潮,正在对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构成严峻的挑战和强烈的冲击;另一方面,以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为表征的现代文明的危机,也已经非常严峻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就我们所熟知的现代文明而言,人文主义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价值理念;而在学院建制的意义上,我们都是身处于所谓的“人文学科”,在社会常识系统中,我们也会被视作“人文学者”。那么,在这多重的关系之中,您是如何看待后人类主义的前景?同时,如何看待人文主义这个概念?我们是否仍然应该坚持这样一个概念,还是说放弃它,或者在什么意义上扬弃它?
戴锦华:后人类主义作为一个在今日欧美比较热络的新思潮,其本身无疑是人文主义危机的直观呈现。我自己认为,到目前为止,后人类主义还并没有把自己成就为一个“主义”,它甚至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表述、理论序列、关键词组。后人类主义,仍是覆盖了非常庞杂的理论光谱、社会实践光谱的某种命名。
对我来说,其有效性在于标识出了人文主义自身的危机,尽管这一危机并非始自今日,而是二十世纪至为惨烈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二战历史凸显出的。二战的惨烈事实,削弱了现代人对“人之神话”的深刻的信仰、信任,整体地动摇了历史进步、历史目的论这类现代主义的核心表述。而且,它以巨幅画面之中的前所未有的杀戮规模,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所谓“人性的深渊”,动摇了人文主义为我们建构的关于爱、理解、宽容的未来图景。
今天,人文主义的危机,同时表现为生态环境的急剧、普遍的持续恶化。在这一前提下,人文主义的危机增加了另外一个向量,即在现代性逻辑内部的不言自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我们前所未有地被迫要面对人类的整体生存,以及我们和地球上其他物种的共生性。我们再次被迫提及,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的序言中所引用的约翰-多恩的诗句:“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耳鸣,它就为你而鸣。”后人类主义的意义,于我,是对人文主义的一记警钟,同时它也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主义逻辑的一记警钟。
但是,换一个角度,我认为,在今天,人文主义再度具有了重新被倡导、思考、实践的急迫性。众所周知,现代主义的话语从来都是双重或多重的,现代性话语的关键词在其资本主义实践意义之外,大都包含着某种重要的乌托邦的面向。比如人文主义,或者,在人文主义的大范畴之内的人道主义,从来都具有这样的面向,关于对生命的尊重、平等的权利,关于对人类社会中朴素的正义的呼唤和实施。
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本身蕴含着跨越、超越阶级/性别/种族的隔绝的可能。——我这里说的“超越”,不是指那种廉价温情的想象、虚伪的承诺,而是20世纪历史的伟大遗产:超越一己利益,投身人类共同的未来;或20世纪独有的“背叛”:背叛强势群体,背叛自己的阶级、性别、种族身份,不只是情感性地认同弱势者、他者,而且可能是实践性地加入到他们之中,为了他们的利益,去反叛、反抗自己从属的利益集团。我认为,这本身是一种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传统。
今天,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人类的多数、99%不断被撕裂,被各种身份所隔绝,彼此冲突;而另一边,现代资本主义在这一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危机,确实在整体上威胁着人类生存。因此,所有问题的解决必须是整体性的、世界性的。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在人类生存的意义上,重新建立起一种连接、认同,我们重新去思考、想象、创造一种更合理的生产的、生活的、分配的方式?
对我来说很有趣,我自己的学术生涯,自结构主义起步,很快进入到后结构主义的批判理论、解构路径中,因此,对现代性核心话语和规划,对人文主义语词及价值,始终抱有批判和间离的态度;但是,近来,也许是第一次,我尝试从不同角度去重新思考或尝试在其乌托邦意义上借重人文主义的观念,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正义、尊严、人的权利。对于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它们仍然可以作为解毒剂,我仍然期望从中重新启动其创生性。这不是回归,不是悔过改宗,而是经历一个高度自觉的批判性的扬弃,重启其乌托邦内核。
对我,后人类主义的重要启示之一,便是铭记对现代主义的有效批判,必然包含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在现代文明与现代文化中,我们创造了一种太强大的自恋机制,以至于我们很难超越自身的限定性,去想象一种不一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这不是某种中产阶级的环保论调,而是一个我们面对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去想象、实践新的可能性的关键问题:我们能否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自恋?惟有超越这份自恋,我们才能真正地把人类不仅作为一个种群,同时作为一个社群来思考,我们才能真正地去建构一种新的世界主义、新的国际主义的实践可能。否则,这份人类自恋,同时就会给各种各样的差异身份当中居优势的人们,提供维系自己的地位、维系自己的生存的合法性的论述。
这其中充满矛盾悖反,但这其中的张力,便意味着可能。一方面是重启人文主义自身所蕴含的巨大的乌托邦的能量,另一方面,是借助后人类主义来透视人文主义的危机,反思人文主义,重获想象未来、赢得未来的力量。这将不是某一个国家、族群、社群的未来,而且是人类的未来。对于今天这个为犬儒主义所毒化的世界,类似命题也许太过夸张和矫情;但对我,它前所未有的真切、切肤:置身于人文学科内部,去尝试重启想象未来的路径,去参与构想社会实践的可能,并再度介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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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李楚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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