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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土地与工业化视野下的改革开放四十年
关键字: 解决三农问题农民城市化工业化农村土地政策中国社会问题土地 工业化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二、工业化视角下土地-人口-市场的正向循环
198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1)全国土地实行两种所有制,一为国有制(城市土地属于全民所有),二为集体所有(农村和城市近郊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的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属于集体所有)。(2)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土地实行征用。国家建设所征用的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用地单位只有使用权。(3)被征用土地的补偿共分三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与土地附属物及青苗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是“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农产值的3〜6倍”,安置补偿费是“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农产值的2〜3倍”,土地附属物及青苗补偿费则“由各省市自行规定”。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补偿的基数是按“前三年平均农产值”来确定的,这意味着原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不能参与该土地非农使用“增值”的分配,换句话说,土地转入工商资本使用的巨大增值部分,只能为“国家所有”或“资本”所有。
另一条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是土地补偿的上限,而非确定补偿的最低下限。按此法律规定:全部补偿费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农产值的10倍”。该法第29条规定“若按前规定支付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偿费,尚不能使农民保有原生活水平的,经省市自治区批准,可增加安置补偿费,但两项总和不得超过前三年平均农产值的20倍。”
至于这笔补偿费在“村集体、失地农户与劳动力安置单位”三者之间的再分配,各地情况不一,难以概述。该法的立法意图非常明显: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所需要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廉价的土地。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农地征用补偿制度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益处,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持续高速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首先,低廉的征地成本,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由各级政府主导,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的建设,占了很多农民的地。征地当中有很多复杂的利益关系。这些公共设施建设,如果对失地农民补偿过高,成本最终还是会分摊给每一个人。就如同城乡结合部高昂的拆迁成本,最终还是要转嫁给新入城买房的人。群体的利益是高度关联的,调节不同群体的利益,需要有高度的智慧。
其次,低廉的征地成本,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工业制造的成本。相关政策规定:工业批租的租期为50年,商业批租70年。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各地各级政府为追求GDP的增长率与扩大地方财政收入(土地出让金一般列入地方财政收入),竞相展开招商引资的竞争,使用的手段也大体相同:竞相压低土地批租价格。那些不具备优势的市、县、乡镇,还会常常取消土地租金。
十几年以前,我们在调研中就发现,如果上海松江工业用地8万/亩,浙江、江苏的就6万/亩;上海6万/亩,它们就4万/亩,上海4万/亩,它们就3万/亩⋯⋯目的就是争取投资。像安徽省、江西省这些不具备优势地区,如果企业投资数额很高,土地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可以免费使用,就是零地租。
中国作为一个土地稀缺的国家,几乎能保持零地租,这是中国产品廉价的根本原因。按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商品的价值主要由地租、工资与利息构成。如果中国制造的各类工业产品中几乎不含地租(或者地租很低),这一定使中国产品具有极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中国产品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就会把同类产品的价格降低30%〜50%。马克思讲英国产品把全世界都打败的那句话说——廉价产品是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其他同类资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倒闭,要么到中国来。这就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大规模向中国聚集——而且不得不聚集——的核心原因。
在这种发展方式的推动之下,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并广泛介入了世界市场的交换,“中国制造”不仅占领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也占领了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市场。这些产品虽然利润率不高,但总体需求量大,积少成多就能维系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
富士康工厂(图/东方IC)
在这么短短十几二十年内,中国数亿劳动力也因此从农村地区和农业领域转移出来,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等领域就业。通过发展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通过积极对接国际市场,中国不仅消化了剩余劳动力,甚至在2000年代中期开始,还出现了“用工荒”问题。这是在农业经济时代、在重工业为主时代不可能想象的,也是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有13亿的人口规模,但人口规模大,对于发展来说有时是正面的要素有时是负面的要素。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想象了一个图景:中国有如此多的人,每个人买一件英国产品,英国工厂全部开工都供应不了。然而,中国当时有人口,却没有购买力。只有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的加快,财富在从农业转向工商业的过程中迅速增加,巨大的财富增量虽然造成了两极分化,但财富增量部分也在国内劳动者中分配,才能产生普遍的购买力,创造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有这样一个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的产业升级也才有很大的可能性。
后发国家在工业化之后,如果没有市场支撑自身的产业升级,一般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此同时,面对已经非常拥挤,并且高度等级化(产业链等级)的国际市场,单纯的开放并不会带来巨大红利,还有可能丧失自主性。中国恰恰是综合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劳动力众多)和制度优势(国家调控能力)的基础上,才在国际市场中夺取和收获了日益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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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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