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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中国共产党时代叙事与历史使命
关键字: 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中国模式西方政党西方政治制度【本文是2017年7月5日曹锦清在“首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的讲演稿摘编。】
“返回国情,返回实证,返回历史”
中国共产党需要时代叙事
何谓时代叙事?“时代”是指我们这代人所处的历史时间段而言的,时代的主体是人民,范围是国家。当然时代也可以指人类所处的时代,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我们民族所处的时代。时代叙事要回答三大问题:
第一,我们现处何地。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包括技术、经济、社会关系、政治文化等现处何地,要有大的判断。
第二,我们将欲何往,未来的发展目标。
第三,如何分阶段实现这些预定的目标。
时代叙事即历史叙事,因为时代叙事涉及到史观的重建。包括民主现处何地,从何而来,将欲何往。对这三大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史观,而且核心就是时代叙事。
共产党为什么需要时代叙事?因为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选举型政党,而是领导型政党,领导党的领导权,要成为被领导的民众的共识,就要形成信奉、追随和服从,领导权转化为执政合法性的强大基础。
西方政党为何无需自己的时代叙事
对此我给出的理由是:西方政党party,它的本意是部分。部分是相对于整体而言,处于对立统一之中。然而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哲学中,这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他们认为整体社会只是一个名,是独立个体的结合体,社会实体是无差别的个人。这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法学的核心。
中国人的思维,是把人放在家、国、天下的关联之中来理解的。而18世纪启蒙学者把复杂的社会系统结构及其历史演变全部加以屏蔽,认为社会的实体是一个一个的人,这是物理学的原子论在社会学上的应用。以这个原子为起点谈权力、平等、自由等概念,建构起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社会是由政治契约所连接的。所以启蒙契约里的社会皆政治。它同时还受到文艺复兴以来再度复兴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影响,欧几里德把图形学发展为一个演绎推理体系,这对西方的哲学思维影响极大,还蔓延到经济学、法学和哲学思维中。这种从大前提出发而演绎出一个庞大的体系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思想和著述中都是没有的。
在个人主义的社会学里,实体是个人,无差别的个人是作为政治的主体,通过选举赢得多数,获得执政的合法性。这种政治学说在冷战以后统治了全球。若把人的具体属性、人和人关系的复杂性都抽象掉,把其财富属性、宗教属性、族群属性都抽象掉,那么就成为高度抽象后的简单的量。若说一个人加一个人等于两个人,如果一个人加一只羊呢,那算什么?
在西方政党理论中也有把阶级作为实体的,像马克思主义就认为,统一的社会分解为若干个利益对立而不可调和的阶级,由此展开阶级和阶级斗争。如果各个部分不能组成一个整体,或者说整体分解为势均力敌或利益不同的party,各个部分找各自的代表,进入政治谈判领域议会,这叫政党理论。
西方选举政治关注选举期的选票,关注选民的当下诉求,故而预先排除了整体利益指向的长远利益。一般来说,整体利益相对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相对于当前利益,这两种利益会处于经常性的冲突和摩擦之中。现代社会中,由相对复杂的社会分工而引起整体的关联性,社会是一个共同体,人类也是共同体。整体相对于部分而言,存在着整体的利益。用卢梭的话讲,社会中存在着公义。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民族的长远利益,引导、约束着当下的利益。
西方的政党理论强调局部高于整体,当下高于长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核心前提,是承认改革开放引起了社会分化,社会内有很大的张力,但仍然存在着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重要的问题是对整体和长远要做出明确的判断,这个判断构成了领导力的第一要素。
时代叙事是民主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理论表达。如果是只关注部分与当下的选举性政党,当然没有时代叙事的必要。西方政党不代表整体,它不可能制订中长期的发展目标,他们全部的焦虑放在当下和部分,他代表谁,他能搞多少选票,舆情怎么变动?这是我对西方选举性政党为何无需时代叙事做的说明。
西方式民主的有效运行,需要严格的条件
英国的一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著有《资本的年代》、《革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四部史书。他在《极端的年代》里介绍,西方民主的有效运行有严苛的条件,而非普适。说它们的民主是普适的,在史学家看来是一派胡言。
霍布斯鲍姆认为,西方民主有效运行有四大前提条件:
第一,政治民主的首要条件是对选举政治合法性的共识。在国民之间对社会问题具有磋商协商的共识和准备,但共识与准备需要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如果经济增量少,要动用存量的分配,内部的斗争就会加剧。
第二,民主政治要求各种成分的选民拥有相当程度的兼容性。霍布斯鲍姆认为,自由主义政治中的公民或选民纯属理论概念,不是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实体。各国的选民都存在着阶级差别、种族差别、宗教差别。这次美国的选举把它内在的差别性向全世界展现。欧洲的选举也是这样,中东选举的差异其实是宗教与族群,索马里有62个部族,有62个政党。
第三,民主政治下的政府不会做太多的治理。在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大社会才能有小政府,政府做的事越少越好。西方政治三权分立,国会的设置主要目的不在于治理而在于制衡,对当权的行政权力制衡主要针对的是政府行政部门。所以民主政府原来设计的本意,是有一个刹车制动机制。然而20世纪以来,政府却承担了引擎发动的担子。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西方各国政府所承担的复杂的治理责任,是19世纪不能想象的。那时因为要维护被市场肢解分裂的社会,19世纪自由主义赋予政府的只是治安职能,即守夜人职能。另外还有防卫职能。自20世纪以来,所有国家的政府行政职能都不断扩大,因为公共职能不断扩大。中国近代以来,我们的行政机构又承担着更加超常的职能,即“赶超”。西方的制衡职能的那一套政体安排,为什么不适合于第三世界?道理就在于此。
第四,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是富裕繁荣。民主成为一国经济持续繁荣的工具。民主是一种二次分配机制。而二次分配机制要有不断做大的客观现实。所以蛋糕不断做大,经济有一个增量,增量的分配通过民主来进行分配,会有吵吵闹闹,但不会打起来。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常常把特殊说成普遍。这种套路各个民族都干过,比方我们曾经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下之公理,朱熹说成是天理,王阳明说成是良知,总之是普适的东西。但这个普适的价值为什么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的入侵面前屡战屡败?这就显出它的特殊性了,于是被抛弃了。
- 原标题:中国共产党时代叙事与历史使命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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