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是烈士纪念日。这一天，人们以各种方式缅怀英烈、致敬英雄。

高迺相烈士牺牲时年仅23岁，从参军离开家乡到牺牲埋骨他乡，没有一张清晰的影像留在世间。为了让他重新“被看见”，一群志愿者从一条模糊的档案线索出发。家人翻箱倒柜，找到一张泛黄的全家福——那个穿军装的年轻哥哥，终于有了清晰的模样。2026年7月25日，云南文山烈士陵园，志愿者将烤瓷像嵌入墓碑。

57年，对历史而言不过一瞬，对一个家庭却是半生。在这个烈士纪念日，让我们读一读这张迟到的照片，和一群普通人让忠魂有影、思念有归的故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玮】

2026年7月25日，云南文山烈士陵园。盛夏的阳光穿过松柏枝叶，落在排列整齐的墓碑上。

陵园管理所所长闫亮和“我为烈士来寻亲志愿服务总队”的志愿者吴剑蹲在一座座墓碑前，小心翼翼地将一张张崭新的烤瓷像嵌入碑面预留的位置。其中一面瓷像上，一位年轻的面庞在阳光下微微泛光——他叫高迺相，牺牲时年仅23岁。

为了这一刻，一大群人奔走了整整半年多。而在此之前，高迺相烈士的影像已经在人世间“消失”了半个多世纪。

闫亮和吴剑小心翼翼地为高迺相烈士擦拭遗照

01 一个名字，三种写法

时间回到2025年11月16日。“我为烈士来寻亲山东服务站”站长刘艳玲收到了“我为烈士来寻亲·烈士遗物（像）修复服务组”执行组长吴剑的求助：为给安葬于云南文山烈士陵园的高迺相烈士寻找照片做烤瓷像，希望寻找到烈士的家属。

吴剑手中唯一的线索，是来自陵园的原始记载——高迺相烈士，男，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七五三部队五中队十一分队战士，山东省章邱县人，于1969年6月3日19时40分在云南省文山县城关镇执勤任务中光荣牺牲。

中华英烈网上的烈士信息在不断地补充完善

因多年积累，对军史战史、地志方志十分熟悉的志愿者们敏锐地靠“章邱”二字锁定了方向。

“章邱即章丘，撤县设区之前属于济南。”刘艳玲即刻核查中华英烈网。很快，一条高度吻合的档案跳了出来：高乃相，原籍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绣惠镇南关，1945年10月出生，隶属于云南省7570部队，1968年牺牲，安葬于云南文山烈士陵园。

“比对之下，几乎所有关键信息都能对应上。‘迺’是‘乃’的异体字，早年档案录入时各取所用，导致同一个人的名字出现了‘高乃相’和‘高迺相’两种写法。”刘艳玲和吴剑初步判断，两处信息可能指向同一位烈士。但比对结果也有疑点——牺牲时间一个记载为1969年，另一个是1968年；籍贯一个写“章邱县”，另一个写“章丘市绣惠镇南关”。

“这些差异，只有在找到家属之后才能真正厘清。”刘艳玲告诉我。这么多年，不管是为烈士寻亲，还是挖掘烈士烈属生前身后事，“锱铢必较”已经成了志愿者们的本能，“大胆推测，小心求证，一步步容不得臆想和马虎。”

11月17日，她联系上了济南章丘时刻救援队队长颜磊等人，说明烈士寻亲及影像征集的需求。对方爽快应允——此前，刘艳玲因常年参与山地救援和走丢老人儿童团圆行动，早已在各地积累了大量人脉和口碑。

章丘时刻救援队也非等闲之辈。这支成立于2019年的队伍，现有70余名队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退伍军人。2021年河南暴雨洪灾，10名队员现场救援四天，转移群众数百人；2023年河北洪涝灾害，5名队员星夜驰援邢台市南和区，自带冲锋舟等装备，成功转移群众200余名。在章丘当地，从防汛救援到寻找走失老人，他们“闻风而动，义无反顾”。

接到求助后，救援队层层联动——先联系绣惠镇安监所，再通过安监所对接社区，最后联系到村级负责人。“这条看似绕远的路径，却是基层摸排最有效的通道。”此前，有人质疑过志愿者们“很笨、不高效”，质疑为什么不直接对接各地资料库或者基层“末梢”。“因为每一层都是一个信息节点，都可能藏着关键线索。而直接对接最末端，资料很可能有错漏。”

11月26日，颜磊反馈摸排结果：高迺相烈士的家属早已迁居外地且多次搬家。因工作和救援任务繁重，颜磊暂缓了排查脚步，但众人为烈士寻亲的脚步没有止步于此，当地社区书记接过了照亮迷雾的“火炬”。

“在社区的接力摸排和热心协助下，我很快获取了烈士弟弟的联系方式。”刘艳玲迫不及待地打电话联系，打了多次却无人接听。“习以为常了。”刘艳玲笑着对我说。做寻亲工作多年，志愿者们早已习惯了陌生来电被当作诈骗电话挂断的处境。于是，刘艳玲请社区为其证明并牵线，同时申请添加烈属的微信好友，耐心等待。

终于联系上了。电话那头是烈士的弟弟高耐禄。在获得信任聊开之后，烈士信息才一点一点清晰起来：烈士的本名其实叫高耐相。“乃相”是当年入伍登记时的写法，“迺相”是陵园墓碑上的写法，“耐相”才是家里一直用的名字。

三种写法，一个名字，一个人。

深度交流后，高耐禄大叔非常确认，云南文山烈士陵园的高迺相烈士就是自己的亲哥哥。

02 一张全家福，让容颜“复活”

寻到亲人只是其中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修复照片。

高耐禄遗憾地告诉志愿者，家里搬了好几次家，哥哥生前的老照片早已找不到了。影像的缺失，意味着烈士的模样将随着记忆模糊和消散，意味着陵园墓碑上永远只有一个单薄的名字。

“我们希望有人来烈士陵园祭扫时，能感受到烈士们曾经也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吴剑感慨。

2021年，“我为烈士来寻亲”项目在执行寻亲任务的过程中，逐步拓展出遗像修复服务。这个修复小组的志愿者构成颇为特殊——有参战老兵，也有参加过“九八抗洪”的退役军人。“九八抗洪那位特别有故事，一个人就寻得了云南、广西各烈士陵园约三百张烈士照片。但他现在是货拉拉司机，忙于生计，没有时间对话。”但不管他们身处何方、是何种身份，所有志愿者的意愿只有一个：让烈士的模样展现在世人面前，让更多人认识他们。

“这绝对不是哪个人的力量，也不是某个团体的力量。”吴剑强调，“比如我们修复小组得到了各地烈士陵园、退役局、服务站和村委会大力支持，一路上，其他烈属、老兵和爱心人士也积极加入。”

说到此处，吴剑情难自禁。“贵州织金县有位参战老兵，有次听说我在找烈士的线索，他和战友亲自开车到离他家有四五十公里的村里去排查。”后来，再接通视频电话时，老兵已在烈属家里。“他热心地为我介绍烈士烈属的情况，令我又担忧又感动。县城到村里有的路狭小，真怕他出事”。

“一路上得到的帮助太多了，说都说不完。”例如，2021年，一位参战老兵免费为修复组修复了二百多张烈士照片。再如，部分烤瓷像由退役军人事务局安排统一制作，也有爱心企业参与其中——昆明一位爱心企业家，出资赞助了大量烤瓷像的制作。目前，修复组收集到包括陵园工作人员转来需要修复的照片，一共一千二百张左右，高迺相烈士只是其中之一。每一张照片都站着一位再也不会老去的年轻人，都等着一次迟到的“重逢”。

11月29日，一通微信消息让所有人都激动起来。高耐禄翻箱倒柜，找到了一张多年前的老旧全家福。照片虽已泛黄，但上面清晰留存着烈士年轻时的样貌。

“高耐禄大叔发来的这张全家福，属于最理想的情况——有清晰的原始影像可供参照。”吴剑说。通常，修复组面对的困难更多——照片模糊不清、破损严重，甚至有的烈士生前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影像。

“有的照片模糊不清，那我们就换着渠道多方查证，请烈士家人和生前战友反复核实；有的烈士生前根本没有留下照片，志愿者就根据烈属陈述，用与烈士最相像的家人的照片反反复复修改，再进行修复。”志愿者中的年轻人还运用AI技术，将素描画像修复为彩色照片，让烈士的眼睛和面部“动起来”。

11月30日，高迺相烈士的高清复原肖像正式完成。吴剑将修复好的照片发给烈属反复核对确认，确保每一处细节都经得起至亲的审视。

03 聚微光者，皆因同一个信仰

吴剑等人所在的“我为烈士来寻亲”公益项目，始于2017年。彼时，孙嘉怿、黄军平在网络平台发起“我为烈士来寻亲”项目，成员仅有个位数，没有经费，也没有官方背景。

他们的想法，最初听起来宛如“痴人说梦”——烈士信息残缺不全，几十年前的行政区划变迁和档案散落各地，手写记录模糊不清、有大量错漏。他们靠的是一次次找寻墓地、一个个电话、一条条线索、一次次排查走访。有人收集整理资料，有人实地寻访，有人充当各个节点联络员，有人修复烈士家书、遗物，还有人陪同烈士家属祭扫。硬是用“笨办法”，建起了一个包含姓名、出生年月、牺牲时间、牺牲地点、部队番号、血亲身份地址、祭扫服务的详细数据库，并同步提供给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这些年，很多人来，很多人又走了。寻亲过程枯燥乏味，也没有名利可得，不是靠三分钟热度能坚持下来的。”一名志愿者告诉我。但总有人坚持了下来，团队也越来越壮大。

如今，志愿团队已经有400余人，走访25个省份、7个国家，收集整理超过4万条烈士信息，帮助1600多位烈士找到亲人。“说实话我很讨厌媒体报道团队时，只提我的事，我们是一个整体，我只是幸运地站在光里被看到的那一个。”宁波姑娘孙嘉怿直爽地说。“400多名志愿者中，40岁以下青年占了四分之三，很多主力是90后、00后。我相信这就是传承和希望。”

2021年，退役军人事务部开通“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寻亲机制正式确立，项目从民间自发走向全国推广。

高迺相烈士的故事，正是这套机制高效运转的缩影——山东服务站提供信息枢纽功能，章丘时刻救援队完成属地摸排，社区书记和各地一线志愿者们打通“最后一公里”，遗像修复组攻克技术难关。每一个环节各司其职，却又环环相扣。政府搭桥，社会划桨，人民撑船。没有哪一个人能独立完成这件事，但每一个人都是链条上不可替代的一环。没有超级英雄，只有无数普通人各守一环。少一环，链就断；少一双手，光就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