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为什么不戳破？

很多人可能会问：造假造得这么猖獗，难道就没人管？

说到底，数据假造的根源不是“技术难题”，而是利益。

第一，在部分官员错误的政绩观里，“赛博繁荣”比真实落地更重要。一名受访干部告诉我：“在一些领导看来，数据考核就是政绩工具，指标越复杂、越细化、目标越高，越能体现自己干劲足、敢担当、做成了事。”结果呢？领导“盯着数据看”，基层就只能“编着数据演”。你盯着什么，我就应付什么——这是人之常情。

第二，对比监管核实的成本之高，造假成本低得可怜。在机制上，统计报表阶段是明确要求佐证材料的。但很多上级部门在考核时，只看数字不核查的态度，客观上纵容甚至诱导了造假行为，为基层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个电话数据就报了，不需要任何核实。”同时，审计与统计监督在实操层面也确实困难重重。传统开票经济中，发票可能为真但背后交易为假，只看单不用溯源的传统统计方法难以识别水分，只有深入核查合同履约、物流链条和现场生产状况才能发现问题，但现实中既缺人手时间也无动力。

第三，企业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它固然是造假链条里的工具，说不定哪天还会变成暴雷时的“背锅侠”，但眼前的利益是实在的。很多企业靠虚假数据得到了政策倾斜、优先贷款等好处，自然愿意赌一把。

官员有考核压力，地方有缺钱窘境，监管松弛，企业有利可图——这些因素凑到一块儿，就组成了一根很难撼动的利益链条，堪称“牢不可破的联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上公布的案例，最能说明这根链条的韧性：

安徽亳州，2020年6月，国家统计局在进行统计执法检查时，发现当地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数据严重失实，有关部门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编造虚假入库资料、代填代报。安徽省处理了16名责任人，给了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

可事情才过去不到几年，安徽凤阳又“旧病复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再次失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5年的通报上白纸黑字写着：问责2个单位，处理党员干部3人，其中一人留党察看、政务撤职；全市10个地区（单位）上报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不实的问题，也一并启动问责程序，12个单位、17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

“手术刀”割下去没几年，伤口没好透，缝线又开裂了。这不是一两次打击就能切除的病灶，而是冻了太久的沉疴，想一夕之间根除，哪有那么容易。

04 代价，其实每一个人都在默默买单

数据一旦“美颜”，便会失真误事，贻害不止朝夕，所有人都在承担缓慢又高昂的代价。

最先腐蚀的，始终是毛细血管一般的基层。基层干部的时间，本来应该花在跑企业、访农户、解决实际问题上。现在呢？日复一日海量填表、精修数据、伪造台账，精力全在这儿耗掉了。三个部门跟你要同一组数字，一周开三场“调度会”分解造假指标这些时间，本该是用于服务群众的，就这么在一张张报表里、一次次“调度”里，无声无息地烂掉了——你觉得他们还有空闲去操心老百姓的菜篮子涨没涨价、孩子上学难不难办？

选人用人，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翻版。认真干活的，永远比不上会编数据的。造假者踩着虚假的业绩台阶，轻松往上爬；实干者扛着真实的包袱，原地徘徊。N区那位“犟种”女干部便是典型。

更要命的是，一旦造假者借着漂亮的台账上位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他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这套虚假体系——道理很简单，一旦真相公之于众，他自己就是第一个接受审判的人。于是，虚假的标准继续向下复制，诚实的反馈继续被向上屏蔽，陷入“数字造官，官造数字”的怪圈。

高层做决策，握着一份被篡改的体检报告。贫困村被“优化”成小康村，隐患点被“修饰”成安全区，完成率被“拉伸”成超额达标。他们以为自己在精准把脉，实际上握着的是一份被篡改的体检报告。于是，资源投向了错误的地方，政策开出了错误的方子。等到真相冲破层层伪装浮出水面时，整改的成本已经翻了数倍。

资源错配，政策空悬。暴雷之时，补丁如山，亡羊补牢时，代价已然翻了好几番。

05 重拳在挥，退魔还需几时？

面对数据造假这颗毒瘤，2025年以来，国家层面的动作明显提速升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

国家级督察全面铺开。2025年5月7日至20日，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国家统计局统计督察组向山西、辽宁、江苏、浙江、海南、重庆、宁夏7个省（区、市）和科技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3个国务院部门反馈了常规统计督察意见。督察反馈直指“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还有短板，隐形和新型统计造假问题显现，干预统计工作现象仍有发生”——这是官方口径中最具分量的一次警钟。

国家统计局统计督察组向有关地区和部门反馈2024年常规统计督察意见。 国家统计局官网

刚性制度陆续出台。2025年3月，国家统计局会同相关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的实施方案》，强化追责问责纪法衔接。驻国家发改委纪检监察组进一步明确：对国家统计局立案调查的统计违法案件追责相关责任人，必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将线索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并按季度报送移送数量。“刚性”二字开始从文件走入现实。

地区层面试点，从“速度迷恋”转向“质量优先”。四川在考核体系重构中走得最远，实施“亩均论英雄”改革，构建了涵盖创新驱动、协调平衡、绿色低碳、开放水平、共享发展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保靖县则进一步在细化“含绿量”“含新量”“含金量”高质量发展维度上，大幅压减传统经济指标的权重。这或许是从源头上校准“指挥棒”方向之举。

然而，重拳未必能一击制胜。

中央督察与地方敷衍之间的强烈“温差”，是当下纠偏之路上最现实且最顽固的一道坎。

考核惯性依然盘踞。在宏观层面，“唯GDP论”的核心指标导向正在松动，但“排名靠前、数据好看”依然是地方政府最直观的“面子”。在一些县区，来自上级的“硬杠杠”取消之后，取而代之的评比亮晒机制仍然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着“面子数据”。如果领导错误政绩观下的“隐形指挥棒”的传导逻辑一成不变，统计数据就依然无法逃脱水分的侵袭。

追责力度远远不够。即使有人因造假被追责，级别与处罚往往无法起到震慑作用。在统计局的数轮督察反馈中，“有关地区仍存在干预数据上报”“个别地方和部门未能充分认识统计造假的极端危害性”的措辞反复出现。

最后，基层的处境依然艰难。“一天三个部门要数，一周几场调度压指标”——干部的第一念头是“怎么编得合理”，而不是“是否应该核实”。这种心态下，问责根本无法落实。督查检查的劲儿一过，“填表报数种类繁多、多头重复报送”的日子照常回来，高压下的疲惫引发敷衍，敷衍催生出心照不宣的“默契造假共同体”。

尾声

“以前这种事可能就是交给纪委内部解决，但现在以国家级媒体公布，频繁上热搜——这个信号是不一样的。”一位受访者笑着对我说。“有些事，不上称没有四两重，一上称千斤打不住。你懂我的意思。”

我懂。

数据造假这颗毒瘤，不可能靠一两次风暴就能彻底铲除。它和政绩考核、利益分配、信息不对称层层捆绑，早就长成了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要动它的根，得像打一场持久战，得有决心信心，也得有耐力定力——那把称，已经搁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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