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天飚】

工业发展与战略

工业发展的问题首先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是随着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的扩展而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核心特点是专业化生产和贸易，前者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提高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后者保证了专业化生产者可以获得其他产品，包括维持基本生活。因此专业化生产与贸易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互相依存，构成了这个体系的基本特点。应该说，资本主义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中心专业生产附加值高的产品，边缘专业生产附加值低的产品，然后通过贸易（以及其他经济手段）相互沟通。

这个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可以存在于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乃至全球。专业化生产与贸易的发展驱使着资本主义体系不断扩张，先是从西欧到东欧，后是从欧洲到世界。边缘如何走向中心的问题应该从资本主义之始就出现了，这也就是发展问题的提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工业发展是发展的关键点，它反映的是一国经济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结构性转变，是一个国家产品升级的重要转折以及走出边缘的根本保障。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工业化就成为被经常讨论、并且产生争论的主要发展战略。

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战略的目的都是促进快速工业发展。进口替代顾名思义就是用自己生产的产品替代进口品。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需要以附加值低的产品通过贸易来换取发达国家附加值高的产品，如要代替这些附加值高的产品就意味着自己要有相应的产业基础，也就是说进口替代工业化是促进产品快速升级的一个战略。这一战略是在经济基础并没有达到产品自然升级的情况下由国家强迫实行的，因此国家必须投入大量资源，同时还要提高关税以防止国外同类产品在国内市场挤垮自己的新生产品。与进口替代战略的“强迫升级”相反，出口导向战略寄希望于逐步升级。这个战略的基础是比较优势理论。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资源禀赋，因为资源禀赋不同，资源的相对价格也就不一样，这样就可以通过贸易达成互利。建立在比较优势上的贸易会保证收益的产生，而不断带来的收益又会通过提高整体生活水平等渠道提高产品的生产成本，因此进一步开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势在必行，这也是产品升级的动力。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战略可谓针锋相对。前者强调一步到位，跨越式的产业发展，后者则稳扎稳打，从自己最基础的产品(也就是低附加值的产品)开始，逐步发展。前者需要国家通过大量投资和提高关税进行保护，后者则更需要政府做好法规建设等“后勤”保障。国内关税保护对于前者至关重要，而国际自由市场则更有利于后者的实施。

理论流派与争论

关于国家运用何种战略以及如何管理战略来推动工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争论，一般可以总结为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和结构主义三个理论流派的争论。

国家主义是一个内容庞杂、涵义广泛的概念，在这里仅用来代表那些强调国家在推动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观点和理论流派。比如用来描述约从1500年到1750年欧洲主要国家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重商主义就是流派之一。其政策对内强调国家建设和领土统一，对外强调促进出口，限制进口，积累财富。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Hamilton)以及德国学者李斯特(List)都主张运用贸易保护措施，如补贴和关税等，对本国制造业进行保护，这就是对进口替代战略的直接表述，也被称作“幼稚工业保护”战略。

二战以后又有一批学者根据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归纳出国家在推动发展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格申克隆(Gerschenkron)根据19世纪法国、德国和俄国的发展经历提出了强组织力机构(先为银行、后为政府)随发展时间的后置而越来越强的观点。一系列学者根据东北亚在二战后的发展经验提出和发展了“发展型国家”这个概念。他们指出，东北亚地区的政府是主要依靠选择性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即通过调动国内资源和运用关税、补贴等措施支持战略性产业。当然，选择性产业政策在东北亚经常用来支持出口导向产业，但并不只是顺应资源禀赋，而是积极创造竞争优势。

与国家主义相反，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斯密就指出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能够自己创造财富，使每个参与者都受益，进而推动公共利益。从19世纪70年代崛起的现代经济学到后来在这个学科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将关注点直接放在了市场运作规律之上，而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寻租理论则将政治家作为一个行为者加入到只有消费者与生产者互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中，并认为，就像消费者与生产者一样，政治家也是自利的，因此当他通过政策干预市场以达到自利目的时，市场的正常运作就必然受到影响。

可见，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反对建立在对市场自身运作的保护之上。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提倡在国际、国内层面都尊重市场规律，认为劳动分工与贸易会使参与国、参与人普遍受益，而普遍收益的基础就是前文讨论过的比较优势概念。因此，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支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反对突出国家干预和保护性关税的进口替代政策，也不支持选择性产业政策。

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一直是对发展和战略的政治经济研究中的主要争论。但是在某些历史时期，也会被其他理论流派的崛起与发展所遮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理论流派就曾一度成为解释发展问题的主流。与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结构主义强调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经济结构对发展的决定作用。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都属于这个理论流派。这些理论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结构位置和它们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出发，来解释欠发达地区为什么难以发展。这些理论指出，欠发达地区无法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根据国际分工形成的中心-边缘关系。发达国家所在的中心地区生产并出口高技术含量产品，欠发达国家所在的边缘地区生产并出口原材料和其它初级产品，后者比前者的产品更易替代，因此就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交换关系。

一些结构主义学者指出，这个中心-边缘结构背后是中心地区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动机以及他们通过与边缘地区资产阶级、国家的联合而对中心-边缘不平等交换关系的保障。发展中国家一旦被锁在中心-边缘的结构内，不发展或畸形发展(即不平衡以及贫富悬殊的发展)是必然结果。因此，温和的结构主义学者希望在结构内改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激进的结构主义学者则主张发展中国家脱离国际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中央计划型经济的形式独立自主地进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