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还未从AI技术的突飞猛进中反应过来时，却猛然发现：AI时代并没有终结资本主义，却将它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悖论：生产力越解放，分配越失效；系统越智能，人的主体性愈发弱化。这不是技术的失败，而是资本逻辑在自身极限处的自我瓦解。而黄昏之后，或许是另一种可能的黎明。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当今世界，是否正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或者至少是这一过渡的某个阶段？当人类再次来到命运的十字路口时，是选择被资本主义拖入深渊，还是选择走向社会主义？

近日，在《文化纵横》举办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世界未来学术研讨会”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在演讲中，对上述问题做了深刻阐述。

【文/ 朱安东】

当前世界正处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变乱交织：俄乌冲突持续，巴以冲突未平，美国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强行掳走，美以两国开始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相关的战争数据大家应该听说过，不同机构的统计虽然有差异，但都非常令人痛心。根据去年数据，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处于战争之中，每月因战争死亡的人数至少两万人。

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后，居然对格陵兰岛甚至加拿大提出了领土要求，这使得有观察者认为不仅雅尔塔体系风雨飘摇，甚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处于崩塌之中。

再加上他第一次执政后采取的各种政策，主动打破美国主导制定的并且总体对美国有利的各种支撑世界经济政治运转的各种规则。不由得让人想起这句话，“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的论断。那些支撑封建社会运转的等级的、固定的东西要么烟消云散了，要么被亵渎了。

而今天，我们不禁要问：那些支撑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等级的”“固定的”“神圣的”东西，是否也在崩塌之中？我们能否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正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或者说我们正处于这一过渡的哪个阶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的理解是世界正处于大变局、大乱局，变乱交织之中，后面或许还可以加上三个字——大危局。

世界资本主义正面临系统性、制度性的危机，这不再是周期性危机，更带有趋势性与结构性特征。它不单涉及经济金融层面，还涵盖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乃至文化危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症，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为中介而赚到钱。）”按我们今天的话说，这就是“脱实向虚”。括号里的这句话会让人更多地关注其周期性，我最近在思考，这是不是也体现了资本主义一种趋势性或结构性的转变？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我认为可以概括为“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这样的统治至少已经在美国确立，而且已经蔓延到了许多国家。那些大型投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影响力有所下降，如今影响最大的是资产管理公司，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三家：美国先锋集团、贝莱德和道富集团。先锋集团与贝莱德各自管理的资产均超过10万亿美元，它们是标普500指数中绝大多数公司的最大股东，几乎实现了全面掌控。标普500的前五大股东里面，已很难见到自然人股东，贝佐斯、马斯克只是极少数特例，其余基本为金融资本机构。

2024年全球十大资产管理公司，其中排名第1到排名第6的都是美国公司，排名第8的也是美国公司

当金融资本控制了这些最大、最核心的企业后，会不会影响企业行为呢？有一种说法认为，这类投资基本都属于被动投资，主要通过购买基金或ETF等持有相关企业的股份。但试想一下：如果你成为微软的最大股东，可能不派人参与管理吗？这是很难想象的。事实上，他们必然介入管理，进而改变企业行为。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企业盈利后优先用于股票回购与股东分红，而不是拿去投资或搞研发。这二者背后都是受“股东利益至上”的思潮影响——公司的一切是为了股东的短期回报。这使得原本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企业，经营目标日趋短期化，越来越无视长远发展。因为私人金融资本追求的往往就是“挣快钱”“挣大钱”。

这会带来一系列后果。波音公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全球干线客机制造两大寡头垄断企业之一，只要不出大的问题，它就不用愁订单，不用愁盈利。但这样一家公司，何以沦落到生产出波音737MAX这样的劣质产品呢？这恐怕与当年波音合并麦道后原麦道高管入主波音管理层密不可分。这批人强调企业的金融化运营，导致了麦道的颓势，以至于被波音合并。但当他们入主波音后，仍然延续了原来的做法和思路，无法容忍在当年波音总部的工程师文化，将总部迁至芝加哥。后来出了737MAX事故后，波音的总部又迁到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原因很简单——阿灵顿靠近五角大楼，如今波音相当一部分合同依赖于美国国防部订单。

上世纪80年代起，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明显的去工业化趋势。从几个主要工业国制造业增加值情况来看，美国等传统工业国均在下滑在世界比重均在不断下降。2023年中国在全球的占比是31%，美国仅15%，日本只有6%、德国5%。

尽管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一直力推制造业回流，但效果甚微。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之后，不仅美国工业和制造业的产出没有恢复到2007年的高点，就连产能也没有什么增长。我个人甚至比较怀疑，未来某个时刻它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如今美国连航空母舰的维修都修不明白了，这背后是一系列的问题。

经济长期停滞伴随金融泡沫高企，债务问题日益严峻。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国债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已达120%。这带来一个严重问题，单是支付国债利息已成为美国等国财政的沉重负担，美国国债利息支出已超过军费开支。

美国国债已经超过39万亿美元

社会危机层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社会动荡事件层出不穷，主要问题在于贫富分化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一系列尖锐矛盾。美国贫富分化达到了历史高点，首次出现最富有的1%人群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中间60%人口的总和。再加上非法移民、难民、宗教、种族等一系列问题相互交织，未来这些问题会导致西方社会面临愈发深重的危机。

西方国家普遍陷入的政治危机，政治极化、党争不断，国家治理能力在不断下滑，连撤军这样的行动都难以妥善处理。俄乌冲突中北溪管道被炸，更显露出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如今已不再顾及盟友“小兄弟”们的利益，典型的“兄弟就是拿来卖的”“死道友不死贫道”。这是不是反映出其内部矛盾已经严重到使其无法兼顾盟友利益的程度了呢？

影响更为深远的可能是文化危机。当前，在西方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思想、理念、理论既无法解释当前所处的困境，更无力提出解决方案。回顾我们的历史，中国在辛亥革命后也曾陷入文化危机，西方如今是否也已沦落至此？文化危机一旦陷进去，恐怕要个三五十年，乃至百八十年才可以走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推动下在全球泛滥，但2008年之后已经难以为继，继而转向民粹主义，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特朗普、莫迪等人都是代表。但民粹主义同样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没有人敢损害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在此情形下，西方急需改革却无从改革——谁敢挑战华尔街？挑战后可能最好的下场是被弹劾。

现在西方陷入了“急需改革而改革不可得”的困境。结果，各种矛盾必然不断深化、激化、交织，西方国家继续向右发展的可能性极大。事实上，在某些国家，带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色彩的政客和政党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我比较担心，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个人与政党的影响力将持续扩大，最终会在若干个主要国家登堂入室。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人类可能面临着灾难性的境地。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的崛起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世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对于人类未来的发展也都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总之，人类社会正处于又一个十字路口：要么被资本主义逻辑拖入深渊，要么走向社会主义道路，闯出一条新路，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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