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佳琦】

1月18日，韩国无人机“侵朝”事件的调查出现新的进展。

两名曾在尹锡悦政府总统室任职的30多岁男子，因涉嫌向朝鲜方向放飞无人机被查。其中一人制作无人机，另一人投放，自称是为监测朝鲜某地的放射性物质和重金属污染程度。两人曾成立无人机制作公司，并有韩朝统一相关活动背景。

在李在明政府试图以“降温-控风险”的方式管理对北关系的语境下，此次无人机争议迅速把韩国国内舆论拉回到更尖锐的安全议题上。

事实上，一旦“无人机-涉朝-前总统室”这样的叙事进入公共视野，原本可能停留在行政违规或现场治安处置的议题，就容易被迅速推高到国家安全与外交摩擦的层面。

朝中社1月10日发布的所谓韩国无人机图片 韩联社/朝中社

对朝鲜而言，它可以被直接装进“两国论”与“敌对势力威胁”的叙事框架；对韩国而言，如果证据链不完整却应对失当，就可能在国内政治与对外舆论的双重压力下陷入被动。

从更长的南北关系框架看，对北投送飞行物并非偶发，也不是孤立事件，而是长期存在于两国关系史中的敏感矛盾点之一。

然而，如此重要的事情，为何韩国监管总是慢半拍呢？

地点选择和资金来源

从过去的案例来看，韩国民间团体长期进行的投送行动，往往更容易触动朝方神经，并在紧张周期中成为“点火线”。气球、海上漂流投放，乃至更复杂的装置化投送反复出现，相关主体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行动生态：例如“自由北韩运动联合”“民族魂统一连带”“大泉”等在报道中长期高频出现。

它们并不总是传统意义上组织化程度很高的政府组织，更常见的是围绕代表人物运转的小型行动网络，以项目式筹款、项目式行动维持存在感。

对朝散布物/无人机“投放点”笔者自制

无论本次无人机事件最终的事实链条如何，过往民间投送行为本身已经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走廊化”特征。朝方在相关指控中曾提及坡州等西线接境地带，而从长期案例看，西线与中西线接境带确实构成高频区域：坡州临津阁一带之所以成为典型节点，是因为交通可达、象征意义强、媒体可见度高，也因此成为警方与居民反对力量最容易集结的现场。

另一个方向是西海（朝鲜半岛西侧的这片海域，在韩国语境中常被称为“西海”）沿岸与岛屿地带，江华周边反复被提及，既便于被解释为“靠近北方沿岸”的投送叙事，也更容易被朝方点名。东海北部沿岸则常被视为分流区域，当西线现场对抗成本上升时，行动更容易向东线寻找空间。换句话说，地点选择并不是“随便找个地方放飞”，而是围绕可达性、传播性与政治符号的综合权衡。

与地点走廊化相伴的，是载体的“工具链演化”。气球散布物长期处于高频位置，因为门槛相对低、动员与传播效果直接；当气球在热点地区更容易遭遇现场阻止、或者政治压力上升时，海上漂流投放就更容易作为替代出现；而当争议进入更高敏感层级时，无人机由于天然带有军事化联想，容易把问题迅速带入“越境挑衅”“侦察渗透”的安全语境，风险外溢更强。载体的变化并不完全是技术升级驱动，更像是在监管与对抗环境变化下寻找新的可执行路径与更强的可否认性。

需要强调的是，民间主体即便使用无人机或装置化投送，通常也更多依赖民用平台与商用组件来实现“可执行、可展示”。其对抗电子战、防空侦测的能力难以与军用体系相比，因此军事侦察意义相对有限；更现实的功能是对外证明“我做到了”，对内维持动员与组织凝聚，并为后续筹款与支持者维持提供可见的成果。

这也解释了为何某些团体在成本不低、争议很大情况下仍持续行动：一旦停下来，曝光、动员与资源都可能下降；而行动带来的争议又会把议题推回政策议程，形成持续的政治压力。

而有意思的是，这些韩国的民间组织的资金来源除了来自国内个人捐款、会员费与众筹，也有来自企业、社团或教会网络；公共资金则更常以脱北者支援、教育救助等项目形式进入相关领域，国际基金会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项目资金在“朝鲜人权与信息流入”，其中来自美国方面的资金投入十分可观。

一方面，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对《北韩人权法》相关授权规模的汇总口径，是每年授权200万美元用于人权与民主项目、每年授权200万美元用于对北信息自由项目、每年授权2000万美元用于脱北者和难民援助。

另一方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在其公开的FY2024亚洲项目清单里，确实能看到面向“北韩信息/人权/信息可达性”议题的项目金额（25万美元、43.5万美元、23.8万美元、9万美元等条目），但清单中受款方经常以“the organization”匿名呈现，导致这些金额难以直接对账到某一家韩国投送团体。

同样，美国人权基金会（HRF）在2014年年报中提到为北韩人权组织筹集了超过5万美元并写及与自由北韩运动联合（FFNK）合作进行气球行动的记录。在无法对账到具体团体与具体行动支出的前提下，外部项目资金客观上降低了相关民间网络进行“对北信息传播”的组织成本，从而增强了其持续性与可见度。

笔者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