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治理工具，TF专班更像一个跨部门的“项目办公室”：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的议题迅速拉到同一张桌上，缩短协调链条，尽快形成统一口径与推进节奏。它并不替代部委日常职能，而是把跨部门事项从“各自解释、层层会签”的慢流程，转为“集中会商—任务拆分—节点交付”的快流程。

需要说明的是，TF专班并非李在明政府的独创，前几任政府也都有不同形式的临时推进组织。但从运作风格看，李在明政府更倾向把它当作常用工具，用来加强统筹、提高推进效率。为便于比较文在寅、尹锡悦与李在明三届政府就任后六个月内相关组织的设立情况，并避免口径混乱，本文先做如下三类区分：

A（严口径）：组织名称明确含“TF”；

B（次严口径）：官方临时推进体（委/团/协商体等）但名称不含TF；

C（宽口径）：官方或主流媒体明确称其为“TF级别”。

以6-12月底时间段为统计窗口（基于作者整理的公开信息清单）：李在明初期合计13个专班（A=12，C=1；B=0），其中总统端5/13（38.5%）。文在寅相同时间内合计22个专班（A=9，B=13；C=0），其中总统端0/22。尹锡悦的临时推进专班合计为9个（A=6，B=3，C=0），总统端为1/9（11.1%）。

图为笔者自制

从这种统计口径出发综合各TF专班议题，可以得到一个更谨慎的比较：尹锡悦前6个月的TF更像在危机或单点议题牵引下“阶段性拉起”；文在寅与李在明则更接近于把TF当作常态化治理装置。

但两者又有形态差异：文在寅更偏“部门扩散型”的委员会铺开，强调程序性背书、覆盖面更大，但协调成本也更高；李在明则更偏“中枢设题+TF项目交付”，其中五个总统直属TF（经济点检、跨国犯罪、自杀对策推进本部、光州军民机场六方协商体、青瓦台再迁）的议题都具有高度跨部门性与政治敏感性，因而需要以总统端设题、TF项目化交付、统一口径的方式压缩协调成本并加速落地。

三、窗口期的形成：多数席位、民意加成与反对党失序

李在明政府上任半年内能以高密度节奏推进议题，并非只靠行政技术，更离不开一个阶段性的政治窗口。至少有五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降低了政策推进的摩擦成本。

党内集中：议程更统一、动员更顺畅。李在明政府在上任半年内之所以能以较高密度推进议题，一个重要前提是执政阵营内部更集中，议会结构也相对有利。多家评论将其归因于民主党长期围绕“亲李”格局运转：这使政府在设题、立法与预算动员上更容易获得党内同步配合。与此同时，随着议会优势形成，快速处理、压缩冗长辩论等程序工具的可用性上升，从而压缩了政策推进的政治摩擦成本。

民意加成：更强的承压能力与政策窗口。按韩国盖洛普在李在明就任满6个月时的调查结果，总统施政好评为62%，政党支持率呈现执政党优势格局——民主党43%、国民力量24%。这类“总统高支持率+执政党领先”的组合，往往意味着政府在议程设定、争议议题的承压能力上处于相对有利位置：政策推进的难点不仅在技术层面，更在于能否承受随之而来的政治摩擦，而较高支持率与执政党领先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其可操作空间。

议会结构：多数席位与程序工具降低“否决型摩擦”。以第22届国会为例，民主党拥有171席。在不少议题上，只要再与部分友好小党形成阶段性配合，预算案与一般法律案就更容易进入“能过关”的表决轨道（但距离修宪所需的200票仍有差距）。这与尹锡悦政府初期形成对照：当时多家媒体与事实核查材料提到，尹锡悦就任后约6个月内，政府向国会提交法案77件，但在国会本会议层面通过为0件，议会结构对行政议程的掣肘非常明显。相反，截至11月19日前后，这届政府“国政课题”相关法令已推进完成72件，其中法律48件已在国会通过，配套行政法规24件公布施行。

叙事窗口：12·3议题带来的正当性资源。围绕“12·3”事件，在一周年节点，不少媒体以“违宪·违法的紧急戒严”作为报道与评论的核心框架，并提到总统面向国民发表声明，强调“内乱清算”“秩序恢复”等关键词。这样的舆论叙事容易把“把国家治理拉回常态”塑造成一个需要持续推进的任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抬高政府推动政策与机构改革时的正当性空间与社会容忍度。李在明也因解散戒严令而得到相当大的民意支持。

对手失速：反对党议程组织能力不足。近期多家媒体报道国民力量党围绕“亲韩（亲韩东勋）系”处分与党内权力斗争出现持续摩擦，难以形成稳定一致的对政府反击议程；同时，尹锡悦相关司法程序不断制造头条级节点（例如12月23日的追加拘押相关审查等），也会反复把舆论注意力拉回“前政府危机与司法清算”的框架。在这种议程结构下，反对党要把焦点稳定转移到“新政府政策失误或道德问题”，往往更费力，客观上扩大了执政阵营推进议题的政治空间。

四、结语

总体来看，李在明政府上任半年的治理方式更接近“以项目方式推进国政”：先把党—政府—总统室的统筹框架固定下来，再用机制化手段把跨部门议题拆成可推进、可跟踪的任务清单；经济上优先照顾体感与预期，同盟合作则尽量在既有框架内争取更大的政策空间。

这种打法的长处在于节奏更快、成果更容易被看见；但相应的代价也更明确：统筹越集中，争议与反弹的聚焦点就越容易落到中枢，一旦外部环境转弱（汇率、通胀或资产价格出现逆风），体感改善的脆弱性也会更快显现。

2026年决定这套模式能走多远的，主要还是三组变量：第一，汇率与房价能否稳住，直接关系到“民生优先”能否持续成立；第二，对朝是否出现可操作的对话窗口，决定缓和表述能否转化为实际进展；第三，产业合作与安保机制在“项目化推进”中的收益与成本能否匹配，决定韩国在同盟框架内扩大政策空间的幅度与边界。

从目前的趋势看，这三组变量都存在不小的挑战。因此，2026年不仅是这套模式的考验期，也是李在明政府必须做出关键调整的时间节点。如果不能在外部环境逆风加剧之前夯实内政基础，并在外交与安全议题上取得更具实质性的突破，那么当前的高密度推进节奏可能会面临难以持续的风险。而这，也将直接影响到政府能否顺利进入下一个执政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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