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提问：“那年那兔里曾提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军工行业最困难的那几年，宋文骢曾经因为经济困窘，所以被迫下班后摆摊卖面条，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说的正是歼-10总设计师宋文骢。

在那段筚路蓝缕的日子，宋总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硬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在外国团队的质疑中，完成了歼-10飞机的研发任务，为中国航空事业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3月22日是歼-10总设计师宋文骢逝世10周年，观察者网获权特别刊发此文，以表缅怀和敬意。

歼-10总设计师宋文骢 资料图

【文/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我们是歼-10飞机的研制团队，看到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有感触。

先回答一下题主的问题：宋总并没有卖过面条，也没卖过板鸭。

但是，困难也是真的困难。当时军品任务骤然下降，为了生存，大家寻机遇、找订单，争取国外公司的机头转包生产业务，并在“下个月工资都不知在哪”的情况下，挤出资金、资源推进工程。那时候，厂里造过干洗机、摩托车，甚至连鸡笼子都造过，题主所说的，大概就是这段日子。

但大家从来没放弃过，说到底，干哪一行的没遇到过困难呢？我们相信，总有熬出头的那一天，也靠着过硬的技术底子和这股不服输的劲头，硬是闯出了一条路。成飞汽车模具中心的工厂还被列为全国19家摩托车生产点之一。就这么一点点攒，东拼西凑，成飞真的筹到了8000万元项目资金，才勉强解了燃眉之急。

解决资金问题，只是造飞机过程中的一个支线任务。歼-10的研制难度有多大？听听当时的质疑声就知道了。

一架战斗机，由十多个大系统、近百个子系统组成，仅涉及到的部委就有十多个，牵涉到航空、航天、电子、兵器、冶金、化工等行业和军队部门100家单位。你的技术储备怎么样？你的工业基础怎么样？你有凝聚和调动各行各业的权威么？你有雄厚的研制经费作保障么？这些问题，其实一开始就引发了各方面领导和专家的担忧与争论。

在方案论证会上，质疑声尤为尖锐。有专家依据国外经验提出：“按国外惯例，一架飞机上新研制的产品绝对不能超过30%。超过30%，飞机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而如今我们要研制的这架飞机，新产品将超过60%，你有多大的把握？”甚至有人断言，“新产品率超过60%，这在航空史上肯定是要失败的。”

宋总首先说明了研制飞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国家工业基础太差，几十年来基本以仿制别人的飞机为主，自己研制的新产品很少。但总是照猫画虎，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出路在哪呀！我们不能永远没有自己的航空产品，永远都只是买人家的吧。如果哪天人家不卖给你了，那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呀。”

至于手头上的歼-10项目，他做出了这样的表态：“通过新歼（歼-10）的研制，我相信，它能带动研发出一批自己研制的新产品，这也是我们搞这架飞机一个很重要的初衷。你问我有多大把握？我只能说，只要批准上我们飞机的产品，我就要求有100%的把握！”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他甚至签下了一份“军令状”。

当时年轻人受到的教育就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一辈人，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要把中国的航空工业搞上去。中国战斗机要跨越式发展，直接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三代战机——整个团队憋着一股劲儿，对国家许下承诺。

必须争一口气的这股劲儿，贯穿了整个研制过程。在遇到的各种困难中，有一件事让研制团队至今印象深刻。

新歼机的主起落架装在中机身两侧，为了满足总体设计要求，在设计中采用了前所未有的“外八字”形状，侧伸角接近惊人的18度。这带来了一个核心难题：如何保证缓冲器在如此大的角度下伸缩自如、绝不卡滞？这直接决定了起落架的成败。而当时我们的工业基础和工艺水平，解决这个难题确实吃力。

为了项目能推进，寻求国外合作一度成为选项。但对方专家的态度，给我们狠狠上了一课。

他们居高临下，断言我们“技术不行、方案不行、人员也不行”，直接下结论：“这种起落架，你们搞不出来！”宋总当时就反问，“这种起落架你们也没做过，如果做，你们把握大吗？”对方“自信”地列举了他们的“辉煌战绩”，然后做了好几个手势，开出了相当傲慢的价码，仅仅评审方案就要265万美元，后续设计费更是高达1100万。而这，仅仅是一个起落架。

“这笔天文数字，即使有，能这样打水漂吗？”面对对方的狮子大开口，宋总的态度异常坚决。他忘不了1960年外国专家撤走后的惨状——车间里那些半成品飞机，最终都成了冰冷的钢铁垃圾，只能可怜兮兮地躺在厂房的角落里。历史教训太深刻了：核心技术，靠买是买不来的，靠求是求不到的。依赖别人，最终只能成为仰人鼻息的“乞丐”。

外国专家临走前说的话充满了轻蔑和笃定，“你们肯定干不了的，等你们干不了的时候，随时可以再来找我们。但，价格另谈。”他们好像吃定了我们最终会低头。

可惜他们低估了我们，这个团队里，有的是不服输的“硬骨头”。

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家既震惊又愤怒。负责设计起落架的副主任高泽迥，平时话不多，关键时刻却掷地有声。他直接向宋总立下了军令状：“新歼的起落架交给我们！如果拖了后腿，我甘愿辞职受罚！”

宋总的话更是点燃了所有人的斗志。“啃别人的冷馒头，只能是乞丐。不要等，不要靠，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让歼-10飞机的起落架流着我们自己的血液。”

没有路，就闯出一条路！此后，200多次的试验，轮胎烧穿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咣当”声听了一次又一次，最终，我们自己的起落架，稳稳地托起了歼-10的钢铁身躯。

像这样咬牙坚持下来的时刻，太多了。

在飞机研制过程中，我们坚持小事不过点，大事不过夜，再难也要把问题解决好。成飞大道上有家包子铺，凌晨4点开业。有段时间，每当同事们下班回家，都能吃上第一笼包子，不管什么时候，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拼搏奋斗。试验数据出来，大家围着图纸通宵达旦分析，为一个参数争得面红耳赤是常事；那架全尺寸金属样机，是我们在最困难时候的精神支柱；发动机试车的两次失败，首飞前那 “三滴油” 的事，现在回想起来，依然由衷佩服宋总关键时刻的坚持和定力。一路走来，多少难关、多少艰辛、多少斗争，我们没有被压倒、被打垮，艰苦奋斗的精神始终如一。

支撑我们走过这一切的，就是那份坚信：无论多难，总有熬出头的那天。而这一熬，就是十八年。

歼-10 首飞那天，宋总没有去主席台就座。他早早来到停机坪，和机务人员一起检查飞机；回到塔台，在指挥大厅的后面，找了个不显眼的位置坐下。

然后，站在人群后面，看着我们的“孩子”一飞冲天。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把自己的生日改在了3月23日——首飞那天。

歼-10首飞成功后，宋文骢（右）和试飞员雷强等人泪流满面

通过国家航定委设计定型审查的那天，老头儿像过节一样，用Flash精心制作了一组动画和一串长长的鞭炮，那个画面，我们现在还记得：

屏幕上，歼-10飞机与世界几种顶级的先进战斗机的飞行录像同时出现在天空中，各型飞机比翼而飞。飞机掠过蓝天之后，画面上突然鞭炮声响起，并出现“哇！中国龙”几个大字——歼-10飞机矫健的英姿跃然出现在国际军机舞台上。

后来，画面变成了现实。

每次看到歼-10编队飞过天安门，听到年轻飞行员自豪地说“这飞机能打”，特别是得知它取得战果的消息，就觉得，那些啃过的冷馒头、熬过的通宵、流过的汗水与泪水，都值了！

回望来路，总会想起那个遥远的起点。

四十多年前，成都所的鸭式布局方案被最终确定为新歼方案，中国三代机命运，托付给了我们这支团队。

1986年7月14日，宋文骢被正式任命为新歼总设计师。这一年，他已经56岁了。

有人曾问他：“宋总呀，恕我冒昧。据我所知，搞一个型号飞机少则十年八年，多则十几二十年，你今年已经50多岁了，年龄不饶人哪，这架飞机在你手里最终能设计定型吗？”

他是这么回答的：“我老宋还能活多少年，这架飞机能不能在我手里定型我说了不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架飞机的研制，中国一大批现代飞机设计研制的人才肯定会成长起来！我们只要为他们铺好了路，到时候我老宋在不在没关系，自然会有比我宋文骢更高明的人来接着干！”

正如他期待的那样，我们接过了接力棒，又进入歼-20的研制，曾经的那批年轻人，在十余年的磨砺中成长为骨干。不同的是，大家身边出现了更多新的面孔；相同的是，这些面孔一如他们当年，青涩又充满热情。

知乎上有人问：“为什么愚公会相信他的子孙会像他一样移山？” 我们想，歼-10的研制，歼-20的腾飞，以及未来更多属于中国的蓝天雄鹰，就是我们的答案。因为信念可以传承，山再高，路再难，也挡不住一代代人前赴后继、自力更生的脚步。

这就是我们的航空报国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