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革命共产国际”（RevolutionaryCommunistInternational，RCI）

上世纪90年代，“工人国际委员会”的多数派不再赞同打入传统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内部的策略，依据是这些政党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而坚持“打入主义”的一派从中分裂出来，另行组建了“国际马克思主义倾向”（IMT）。

2024年，IMT重组为“革命共产国际”（RevolutionaryCommunistInternational，RCI），并推动各国分支更名为“革命共产党”（如美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RCA），试图整合全球托派力量以应对资本主义危机。RCI国际秘书处（位于英国）对各国分支实行严格控制，国际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但实际权力集中于艾伦・伍兹（AlanWoods）等核心领导层。

英国：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CommunistParty，RCP）。英国革命共产党原名为“社会主义呼吁”（SocialistAppeal），2024年1月正式更名为“革命共产党”（RCP），并推出新刊物《TheCommunist》。该组织起源于1992年从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分裂出的少数派，长期以“打入主义”策略渗透工党，2021年因支持科尔宾被工党开除后转向独立建党。该党运营“马克思主义.com”英文网站，年访问量超200万人次，YouTube频道“革命共产主义者”拥有15万订阅者。

瑞典：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CommunistParty，RKP）。瑞典革命共产党是国际马克思主义倾向（IMT）在瑞典的分支，于2024年1月正式更名并加入重组后的“革命共产国际”（RCI）。2024年地方选举中，瑞典革命共产党在斯德哥尔摩工人区得票率达3.2%，首次进入市议会；在哥德堡郊区获得2.1%选票，成为极左阵营中增长最快的组织。

意大利：革命共产党（PartitoComunistaRevoluzionario，PCR）。意大利革命共产党的前身是“阶级革命左翼”（SinistraClasseRivoluzione,SCR），该组织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长期在金属工人工会和学生运动中活动，是IMT的意大利分支。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SCR在米兰、都灵等工业城市参选，提出“国有化能源巨头”主张，得票率0.8%，未突破极左阵营的边缘化状态。其拒绝与主流左翼联合的策略导致选票被“意大利共产党”（PCI）虹吸。2024年4月，“阶级革命左翼”全国大会决定更名为“革命共产党”（PCR），并加入重组后的“革命共产国际”（RCI）。

（五）“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CommitteeoftheFourthInternational，ICFI）

1963年“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与“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中的多数派重新统一时，后者中的少数派拒绝统一，遂成立了新的“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苏联解体之后，该组织将各国支部的名称都统一改为“社会主义平等党”。1998年，该组织创建了“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WW.WSWS.org)。其在欧洲的主要支部包括英国社会主义平等党、德国社会主义平等党、瑞典社会主义平等党等。

英国：社会主义平等党（SocialistEqualityParty,SEP）。英国社会主义平等党的前身是1971年成立的工人革命党（WRP）。工人革命党在1980年代因领导层个人崇拜和财务丑闻分裂后，部分成员于1991年重组为社会主义平等党。2025年英国社会主义平等党约有党员200人，集中于伦敦、曼彻斯特等工业城市，60岁以上成员占比达40%，青年成员不足15%。

德国：社会主义平等党（SozialistischeGleichheitsparteiDeutschlands,SGP）。德国社会主义平等党可追溯至1971年成立的“联邦社会主义工人党”（BundSozialistischerArbeiter）。1997年，该党更名为“社会主义平等党”（ParteifürSozialeGleichheit,PSG），并正式成为ICFI的德国分支。2025年德国社会主义平等党成员约150-200人，集中于柏林、汉堡等工业城市，其机关报《社会平等者》发行量约为2000份，主要依赖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SWS）进行线上传播。

瑞典：社会主义平等党（SocialistiskaJämställdhetspartiet,SJP）。瑞典社会主义平等党成立于1996年，由ICFI瑞典分支“革命共产主义联盟”（RevolutionärKommunistiskFörening,RKF）转型而来，其前身可追溯至1970年代支持英国托派领袖GerryHealy的瑞典托派小组。目前，瑞典社会主义平等党的成员约80-100人，主要集中于斯德哥尔摩、哥德堡等工业城市，

三、当代欧洲托派组织的困境

当代欧洲托派组织坚守“不断革命”“国际主义”等传统核心的同时，积极回应生态危机、性别平等、全球化等新挑战，形成了多元战线、多维度批判的理论框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矛盾的适应性，但也面临传统根基与现代策略平衡的难题。

第一，组织基础的萎缩与群众根基的弱化。托派组织的传统力量依托于工业时代的工人阶级，但欧洲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产业结构转型（去工业化、服务业崛起）导致传统工人阶级规模萎缩、结构碎片化。制造业工人占比下降，服务业从业者（如零工、白领）的阶级意识相对模糊，且更关注灵活就业、社会保障等具体权益，而非“推翻资本主义”的激进目标。

同时，年轻一代对传统左翼革命话语的疏离加剧了这一困境。欧洲青年更关注生态危机、性别平等、数字权利等“新政治议题”，对托派核心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传统叙事兴趣有限，导致托派组织难以吸引新鲜血液，成员老龄化严重，基层组织（如工会分支、社区小组）的动员能力持续弱化。

第二，频繁分裂与碎片化。当代欧洲不同托派组织之间，围绕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诊断、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等问题存在着尖锐分歧，形成了高度碎片化的特征。例如，部分派别认为“欧盟是帝国主义工具，应彻底反对”，另一部分则主张“在欧盟框架内推动激进改革”；对“性别平权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有的强调“阶级优先”，有的主张“性别与阶级同等核心”。

这种分歧不仅让外部支持者困惑，也使托派理论难以形成连贯的批判框架，被嘲讽为“只会内斗的教条主义”。很多托派组织倾向于“在内部争论理论纯度”，而非回应欧洲社会的现实关切。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其难以获得底层民众的信任，进一步沦为“知识分子的小众沙龙”。

在频繁的分裂之下，托派组织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特征，导致同一地区（如巴黎、柏林、马德里）往往存在多个托派小团体（如“第四国际”内部的不同派别、独立托派组织），它们争夺同一批激进左翼支持者、竞争工会内部的话语权，甚至在同一工厂或社区重复建立支部，导致资源内耗（人力、资金、场地）。例如，德国鲁尔区的钢铁工人社区中，曾同时存在3个托派小组织争夺工会代表席位，最终均因力量分散被传统工会排挤。频繁的分裂也让基层成员对“托派”身份产生困惑。年轻一代激进左翼更倾向于加入灵活性更强的“非组织化运动”（如气候青年运动），而非卷入托派内部的派系争端。

第三，理论传统与现实需求的张力。托派的核心理论（如“不断革命论”“反对斯大林主义”“世界革命”）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彼时国际共运因苏联模式的争议严重分裂，托派必须通过批判斯大林主义确立自身的理论合法性。在冷战语境下，这种批判也成为托派区别于亲苏共产党的核心标志。

随着苏联解体（1991年）和冷战终结，欧洲左翼对“斯大林主义”的关注已从“现实政治分歧”退为“历史记忆议题”，与当代欧洲的现实存在显著张力。欧洲左翼的新生力量（如“青年气候罢工”“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多出生于冷战后，对斯大林主义的认知模糊且疏离。托派持续将“反斯大林主义”作为理论宣传的核心，反而被青年群体视为“脱离现实的教条主义”，削弱其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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