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赵丁琪】

自20世纪初以来，欧洲托派运动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股重要力量，经历了复杂而多变的历史进程。从起源与早期发展，到二战后的恢复与分裂，再到20世纪60-70年代的发展，直至1980年代后面临的双重挑战，欧洲托派组织不断分化，形成了多样的政治面貌和组织形态。

在当代欧洲的政治舞台上，尽管托派组织始终未能跻身主流政治力量之列，但其活动范围却广泛覆盖数十个国家，组织形态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显著特征，占据着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

一、欧洲托派组织的历史脉络与组织分化

（一）起源与早期发展

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国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上，存在着不同观点和派别的分歧。以托洛茨基为核心的一批党内人士，对斯大林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持有不同看法。这些反对派逐渐汇聚力量，于1923年形成了一股组织化的政治力量，这便是托派运动的雏形。1929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后，开始筹备建立新的国际组织。1938年，欧美地区的托派成员齐聚巴黎，经过深入的讨论和筹备，正式成立了第四国际。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的爆发给欧洲托派组织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欧洲托派原本就相对脆弱的组织架构，在战争的狂潮中被彻底摧毁。许多国家的托派组织成员遭到迫害、逮捕或杀害，组织活动被迫中断。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国家的托派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以秘密的方式继续开展活动，试图在艰难的环境中保存组织力量。还有一些托派成员选择流亡他国，在异国他乡继续传播托派思想，寻求国际支持。

列宁在十月革命

（二）二战后的恢复与分裂

二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逐渐从战争的废墟中复苏。国际托派中心也迁回了巴黎，欧洲托派运动迎来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然而，第四国际内部却因对苏联性质及斗争策略存在严重分歧，陷入了多次分裂的困境。一些成员认为苏联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成为了“官僚资本主义”国家，主张采取更加激进的革命手段来对抗苏联模式；而另一些成员则认为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力量，应该通过支持苏联来推动世界革命的进程。这种观点上的分歧逐渐演变为组织上的分裂，不同的派别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国际组织，使得第四国际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

1953年第四国际分裂状况

从1953年到1965年，第四国际经历了多次分裂，最终形成了四个托派国际组织：曼德尔等人领导的“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希利领导的“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波萨达斯领导的“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和帕布洛领导的“第四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倾向”。

第四国际的分裂对欧洲托派组织产生了深远影响。欧洲各国托派组织在对待第四国际分裂问题上，也出现了不同的态度和选择。一些组织选择追随某一派别，加入了新的国际组织；而另一些组织则试图保持独立，在各种国际组织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内部分歧和分裂，导致欧洲托派组织在战后的发展中缺乏统一的领导和协调，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三）20世纪60-70年代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末，欧美国家掀起了一股新的革命浪潮。青年学生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产生了强烈不满，纷纷走上街头，发起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托派组织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历史机遇，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运动之中，成为了一些社会运动的重要参与者甚至领导者。

与此同时，托派组织开始尝试以独立政党的身份参加欧洲一些国家的总统竞选和市政选举。他们希望通过参与选举，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传递给更广泛的民众，争取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和影响力。

在这一时期，托派第四国际的力量迅速崛起，成员数量在20世纪70年代初猛增至7万多人，其活动范围遍及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西方国家还出版了大量关于托洛茨基的著作和传记，托派社会主义者在国际思想界也颇为活跃，其观点和理论引起了不少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讨论。

（四）1980年代后的双重挑战

1980年代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冲击。托派组织作为左翼政治力量的一部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双重挑战。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平等加剧、工人失业增加等问题，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矛盾。

另一方面，左翼政治空间在欧洲逐渐萎缩。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左翼政治力量在欧洲各国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在选举政治中，左翼政党的选票不断流失，政治地位逐渐边缘化。

托派组织作为左翼政治的一部分，也受到了这一趋势的影响。部分托派政党内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裂，一些成员对托派的传统理念和斗争策略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托派的主张已经难以实现。于是，部分派系甚至改变了性质，加入了社会民主主义阵营或其他社会组织。这种内部的分裂和转变，进一步削弱了托派组织的力量和凝聚力，使其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更加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