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就文明的精神核心——信仰体系看，虽然三代的文化风貌有文质之别，但是先民们始终没有改变以天或上帝为最高神的泛神信仰以及祖先崇拜。这种具有开放性的信仰体系绵延千年，至今不绝，在思维方式上赋予了中华文明以博大的包容力和顽强的生命力，使其与发源于近东地区的一神教文明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四，就文明的对外交往看，三代时期，中原地区就已与内亚地区有了较为密切的技术贸易往来。除了前面提到的动植物，还有诸如造车技术、青铜冶炼技术、和田玉、海贝等，可能均经内亚草原传至中原，最终极大地改变了中原地区农业生产、手工业、交通、战争、祭祀、艺术和商业的面貌。据此可以推测，早在夏商西周时期，先民们就已穿梭往来于戈壁沙漠、草原绿洲之间，为汉唐丝绸之路开辟了前路，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连为一体。

第五，由于三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肇启文明的“神圣”地位，因此后世的人们经常出于各种目的，引用、改写、伪造三代的历史，为当下服务（周人可能就已经如此对待夏朝和商朝的历史），使得三代成为一个不断被再阐释、再书写的“当代史”。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受容过程同样是三代给后世留下的重要遗产，是中华文明延续性的体现，值得今人进一步重视和研究。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夏商西周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它所奔淌出的文明之水，却化作百代之流，不断地“会乎当今之变”，在持续的损益扬弃中，重获新生，与天不老。在这个意义上，三代既是过去，也是现在，既属于古代中国，亦属于少年中国。因此，作为今人的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了解三代，传承三代，创造性地转化三代，让古老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走向未来，成为全人类的文明财富。而这正是年轻的中国人对伟大祖先的最好怀念和最高敬意。

参考文献：

[1] 相关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参见姚大力：《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收录于清华国学院编：《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0-151页。

[2]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3] 近20年来，中国学者通过对古代中西方奴隶制的实证研究，修正了学术界原来的许多观点。在先秦时期，奴隶主要源于战俘，且人数和创造的财富均不占社会的主流，因此很难说先秦时期的中国社会达到了奴隶制社会的程度。在古希腊，除了斯巴达等少数城邦采用奴隶制，以雅典为代表的多数城邦以自耕农生产为主。古罗马在共和前期也是以自耕农生产为主。到了共和国后期，由于对外迅速扩张，大量战俘奴隶涌入意大利半岛成为主要劳动力，罗马才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参见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在同时期的古希腊，具有明显东方王权色彩的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600-前1200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摧残。人口急剧下降。孤立和隔绝的环境使得全新的政治模式建立成为可能。黑暗时代（公元前1200-前800年）开始后，希腊人恰恰赶上了铁器从小亚细亚传入，能够利用铁器开垦原先难以开垦的土地，维持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实现独立。独立的小农使得血缘团体的规模很小，以小家庭（oikos）和小家族（genos）为主；族权不彰；共同体成员和王之间没有血缘上的尊卑亲疏关系，彼此独立。由于疆域小、人口少、民众独立性强，因此共同体的事务相对简单，官僚系统、财税系统、常备军不发达，全体自由民参加国家管理的直接参与体制成为可能，王权也很难发展到三代时期中国君主的高度。概言之，后世的希腊城邦是在铁器农具时代的自耕农小家庭基础上形成的，而中国的都邑邦国、邦国联盟和复合制国家是在石器、木器农具时代的大家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从战国时期开始进入铁制农具时代。但与希腊不同的是，从三代到战国，中国没有经历从迈锡尼到黑暗时代那样的文明断层。几千万战国的自耕农在手持铁器，赶着耕牛，从大家族中独立出来后，非但不像黑暗时代的希腊农民那样摆脱了宫廷和官僚的统治，反而处于国君和官僚的直接控制下。君权也由此扭转了自春秋时代以来的颓势而重振威力，最终演变为秦帝国的专制皇权。关于黑暗时代的希腊社会形态，参见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5]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序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16页。

[6] 关于“复合制国家”的概念与相关研究，参见王震中：《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王震中：《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7] 王震中：《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8] 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9页。

[9] 关于西周分封制度的崩溃原因，参见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6-163页。

[10] 刘家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11] 罗新慧：《尚“文”之风与周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