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距离《觉醒年代》成为现象级历史题材剧，已过去了五年，这期间，导演张永新一直没有新的作品播出，直到今年4月，以抗日战争为故事背景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开播。

这部剧讲述了将军与厨子命运错位的故事。国民党旅长张云魁一心报国，却因高层指挥不当、军队内部腐化而蒙冤；厨子孟万福，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却被国民党抓去充军，受张云魁“临终”托付远赴南京报丧。不料张云魁奇迹生还，但战争年代信息不畅，误会丛生——张云魁和妻子都误以为对方丧生，孟万福的未婚妻韩小月误以为孟万福战死。厨子与将军从此阴差阳错地以对方之名继续投身抗日事业。张云魁加入游击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和小月携手抗敌；而孟万福则照料起张云魁一家老小，活成了“张云魁”。

由于一如往常没有启用话题度大的所谓“流量”演员，剧集开播时声量并不高，然而，随着剧情推进，这部剧凭借双线叙事和拉大场域的抗战视角逐渐发酵。此外，围绕剧中情感线的讨论也颇为热烈，大结局播出后，网上出现了对四人情感关系错位的不同看法。

近日，观察者网新潮观鱼栏目独家对话《八千里路云和月》导演张永新。针对观众关心的选角思路、张家“宅斗”是否用力过猛、男主角戏份比重、女性角色力量，以及与于和伟三搭等问题，张永新一一作出回应。

张永新强调这是一部群像戏，戏份多少并非判断“戏眼”的标准。他不愿用“被迫”形容孟万福的成长，而是将其解读为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淬炼与重塑，每一个看似身不由己的选择，最终沉淀为自发的信仰和行动。

“今天的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我认为他们对历史的认知非常犀利。作为创作者，我们不能有糊弄的想法，创作者要有敬畏之心。”

【对话/新潮观鱼 严珊珊】

“剧本辗转到了我手里，正好我一直想拍抗战故事”

新潮观鱼：张导您好，很高兴与您交流。《觉醒年代》的成功让大家觉得您很会拍革命历史题材，我们很好奇，这部以抗战为故事背景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是题材先行的“命题作文”，还是自发的创作？片名会让人想到岳飞的词和1947年的同名抗战电影，这其中有关联吗？

张永新：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部剧绝对不是“任务剧”，而是编剧老师自发原创的剧本。他们多年前有了这个想法，然后落实了剧本，但阴差阳错一直没拍成，后来这个剧本辗转到了我手里，我很感兴趣。

因为我特别渴望能在这个阶段拍一部讲述抗日战争故事的剧，我想看看那段历史能带给今天的人们什么样的感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一拍即合。大家都希望能在那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找到一个能写家国、写热血、写青春、写成长的故事，去叩问这些命题、去讲述我们民族高贵的精气神的凝聚。

剧名是编剧老师的功劳，其实筹备阶段它一度叫《厨子与将军》，后来改成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白杨老师主演的那部经典电影我们都看过，我记得还有同名的电视纪录片和电视剧。不过，归根结底这句词出自岳飞的《满江红·写怀》，我们没有往“重名”那方面想，主要是因为这八个字能准确地形容我们这部剧所建构的戏剧空间——无论是物理和时间上的大跨度，还是那个时代的整体状况——与我们的创作诉求高度一致。

当初我们和编剧老师讨论这部戏真正的骨架和“戏眼”是什么，在漫长的抗战历程中，我们故事选择了1937年8月淞沪会战开始，到1945年抗战胜利，历经九个中秋节，没有一个是在平顺中度过的。中秋节是我们中国人特别看重的节日，但那九年里的每次团圆背后，总是裹挟着硝烟和风雨，夹杂人生的大起大伏，大悲大喜，构成了极其强烈的戏剧冲突，这种冲突是我们做一部好剧的基础。片尾曲的《九个月亮》就是一个意象，用来指代九个中秋节。

新潮观鱼：很多观众表示，《八千里路云和月》没有只盯着英雄将领，而是从国家兴亡“伙夫”有责的切口展现了全景式抗战故事，我们看到孟万福从幻想“事不关己”到领悟“覆巢之下无完卵”，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过程中几次想逃跑，您是否想展现普通人面对战争的“被迫成长”？

张永新：首先，我以为一个人的成长没有“被迫”之说，无论你想不想，生命的历程都必须往前走，这是历史的长河在我们短暂的生命中所形成的观照。

我们为什么有一条线是用孟万福的视角来讲故事？因为他是当时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中的普通一员。作为一个饱受欺凌的底层小人物，他的起点不高，信奉的生存哲学是如何让“小我”活得自如。但是命运的吊诡就在于，他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中，他上了战场，也完成了对旅长的承诺，甚至后来肩负起了照顾旅长家人的责任，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其实就是他内心自发的成长，让他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

孟万福这个角色的生命弧光非常长，也非常耀眼，我们想让此类角色的转变呈现一个自然的过程。因为一个人价值观、理解力和判断力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还需要一些突发事件的刺激，尤其是绝境，最能考验一个人真正的三观是什么。

整个时代的洪流所淬炼、解构和重新建构出来的，恰恰是各色人等在所处时代中最真实的状态。像孟万福，他最终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但这个过程也有反复，我们就想按照这种最真实的逻辑来塑造人物。假如我们用生活的经纬来看他，他有血有肉，有很多优点，也有性格瑕疵，很复杂，他身上体现了那个时代很多普通人的感受——当战争危险离我还很远的时候，如何安放“小我”，当时代的推手将我推至十字路口时，又该何去何从？

这个命题不仅是孟万福一个人面对，张云旗、李淑媛这些跟他同时代的人，都在面临抉择。随着剧情的推展，你会看到有人高唱《满江红》，满嘴仁义道德，但当大厦将倾，还是做出了精致利己的选择。那些沉渣，只是极小的一部分，真正的主流是众志成城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无数个孟万福、丁玉娇、张云魁、张汝贤、田家泰、韩小月，才构成了这个民族的主体。

时代的大潮滚滚向前，泥沙俱下，那些不堪的东西最终会被时代冲刷掉，荡涤出我们这个民族真正的精神。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浴火重生、涅槃重生的必经之路。

我们这部剧想尽可能把场域开得大一些，让观众看到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如何做选择。路在脚下，往哪走全看你的双脚，有人走向光明，有人走向沉沦，有人走向黑暗，甚至有人走向背叛，各色人等才构成真正的大千世界。

“这是一部群像戏，选角时我们深思熟虑”

新潮观鱼：孟万福这个角色前后期的对比引发了很多讨论，有观众认为这部剧的“戏眼”落在了孟万福身上，您怎么看这种讨论？

张永新：首先感谢观众朋友们细致的观察，但我想强调，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群像戏，也就是说，戏份大小、出场时长，未必是判断一部剧“戏眼”的唯一标准。

这部剧里的角色各自在成长，严格来说，是双线叙事——一个是战争区域的硝烟板块，另一个是后方的烟火板块，相当于一枚硬币的两面。后方何尝不是战场，烟火中何尝没有硝烟？这是一种镜像关系，就像剧中两个人要互换名字，张云魁躲藏时期隐姓埋名，用勤务兵“孔二包”的名字来生存；而“孔二包”是孟万福前期的一个“分身”，随着剧情展开，他也一度被迫扮演“张云魁”，并最终把自己活成了张云魁。在那样一个乱世中，这是光怪陆离、阴差阳错的命运抉择。

剧中的人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王阳饰演的张云魁，从奔赴战场，到蒙冤，再到努力洗冤，最后成长为新四军指战员，随着戏剧勾连，这个角色的人生路径逐渐清晰，展现了一个人在精神层面经历淬炼后的蜕变。他虽然没有孟万福的势利、机巧，但他也有笨拙和执拗的一面，需要一步步破除内心深处的执念。

还有张汝贤这个角色，我们看到了老太爷的大义，看到他作为最后一波仕人坚守的文人精神，傲岸、有风骨，但同时我们也调侃了他身上所谓的“迂腐”和“食古不化”，特别是在和万福的冲突中所暴露的“抱残守缺”，这是一体两面的，恰恰是一个真实的人的精神构成。

孟万福这种 “苟活派”， 他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他的人生哲学是“只要能活，可以跪万物”，可是他骨子里又信奉“膝盖只能跪天跪地跪爹娘”。那我们就要考量他的“跪”到底是什么层面上的“跪”。从生理意义上讲，双膝一弯膝头着地，就是跪；但在特殊环境下，为了内心深处更大的目标，必须要和敌人周旋，那就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不跪”，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我一再强调这部剧是群像戏，王阳、万茜、黄澄澄、于和伟、毕彦君、王和老师，每个人都在努力塑造角色，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合作中我最真切的体会就是，他们都是一群用生命去演戏的人，作为导演，我非常敬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