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耀】

美国此次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集中暴露了其冷战后长期存在的战略失误。

这种误判并非个例，而是冷战后美国战略异化的必然结果。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陷入霸权护持的执念，其战略轨迹始终充斥着短视与盲动，忽视地区平衡、透支自身实力、损耗国际信誉，最终导致其在全球战略布局中屡屡陷入被动，也给后来者上了生动的一课。

本文重点关注美国政府自奥巴马以来的亚洲战略，指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投入虽然不断加大，却因未能准确把握地区发展大势和各国核心诉求，陷入了“用力越多、收效越差”的怪圈。这十五年间，美国在亚洲的战略行动，与其说是“重返”，不如说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最终与亚太地区的发展潮流渐行渐远。

从“重返亚太”到“印太战略”：美国并没有缺席亚洲

过去十五年，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具有较强的延续性。

从奥巴马时期提出“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印太战略”的出台，再到拜登政府对“印太战略”进行系统升级，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继续把应对中国置于优先位置，美国始终把亚洲视为其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地区之一。可以说，美国历届政府通过不断调整政策工具、增强战略筹码来维持其在这一地区的霸权。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其政策含义并不局限于军事层面，而是同时在多个方向上重新加大对亚洲的投入。

2011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明确提出未来美国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重要布局，都将更多投向亚太地区。

到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并没有改变这一战略方向，而是在叙事和手段上作出明显调整。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正式采用“自由开放的印太”表述，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2019年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进一步强化“印太”战略布局。与奥巴马时期相比，这一阶段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更强调大国竞争、更突出安全和地缘政治含义，也更倾向于通过联盟、小多边合作来塑造战略环境。

拜登政府上台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其制度化。2022年，白宫发布《美国印太战略》将其战略布局从军事安全扩展到战略经济、高新技术和规则塑造等更广泛领域。

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后，美国虽然将西半球列为首要关注的区域，当下又深陷中东泥潭，但并不意味着将来收缩“印太战略”。2026年美国《国防战略》明确把“在印太威慑中国”列为优先方向之一。即便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美国在亚洲的政策风格可能更强调“美国优先”和责任分担，但其战略重心并未脱离亚洲。

因此，如果回看2011年以来美国在亚洲的实践，一个基本事实是清楚的：从“重返亚太”到“印太战略”，美国并没有缺席亚洲，而是在持续投入亚洲，并不断更新其经略地区的战略框架和政策工具箱。

然而，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在历届政府持续加码、不断强化存在、反复调整政策手段的情况下，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却在不断下降，越来越难以把这种投入转化为稳定而有效的地区领导力。这也正是理解美国过去十五年亚太战略成败得失的关键切口。

美国在亚洲投入更多，为何反而更难主导亚洲？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值得深思：为什么美国投入更多，反而越来越难以稳固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显然，这不能简单归结为美国“重视不够”或“投入不足”。无论是战略表述、军事部署、盟伴协调，还是技术、供应链和经贸规则层面的安排，美国在亚洲的投入都比过去更系统，也更具竞争导向。症结就在于这些投入越来越难转化为一种稳定、集中并且具有足够吸引力的地区领导力。

这背后至少有三个困境难以破解。

第一个困境，是美国在亚洲的投入增加了，但其战略资源难以真正集中。

自奥巴马时期提出“重返亚太”以来，美国的确不断提高亚洲在全球战略中的权重，直到特朗普第二任期也没有改变这一方向。但亚洲虽然重要，却并不是美国唯一需要优先投入的方向。近年来，欧洲安全局势依然在俄乌冲突的阴影之下，中东局势反复震荡，西半球议题在美国全球安全战略中的权重也明显上升。

当下，美伊、以伊战争让特朗普深陷中东泥潭难以抽身，国际油价攀升促使美国经济面临通胀压力。这意味着，美国在强调“印太优先”的同时，始终无法把绝大部分战略资源长期、稳定地集中投向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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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美国一方面不断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持续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分担更多成本。从美国角度看，这是在全球负担加重背景下维持“印太”投入的现实选择；但从结果看，这也说明美国自身已经很难单凭一国之力，在多个方向同时保持高强度投入。美国当然希望把亚洲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只是很难在全球负担加重的情况下，对亚洲实施压倒性、持续性的资源倾斜。于是，美国对亚洲的战略投入始终受到多线牵制。

第二个困境，是美国越依赖盟友与伙伴关系网络（简称“盟伴网络”），反而越难维持传统双边联盟体系所特有的对地区安全架构的主导力和控制力。

过去十五年，美国在亚太战略中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越来越强调盟友、伙伴和小多边机制的重要性，通过扩大盟友参与、提高责任分担来支撑美国在“印太”的总体布局。这一思路在短期内确实有助于提高美国“印太”盟伴网络的制度化水平，也有助于缓解其资源压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盟友承担责任越多，其角色地位、议价能力和政策自主性也会随之上升。尤其是在特朗普时期，美国联盟政策的交易主义色彩更为明显：在安全上要求盟国增加防务开支、承担更多军事责任；在经贸上以关税、投资和市场准入为筹码对盟国施压；在对华议题上则要求盟国作出更明确、更实质的政策配合。这样的做法，长期来看会增加盟伴体系的内部分歧。

原因并不复杂。美国希望盟友更多承担责任，本质上是要把同盟从“美国支援盟友”进一步调整为“盟友支持美国”；但一旦盟友被赋予更高责任和更大作用，美国就不可能还像过去那样维持高度集中的控制。盟友不会只是执行者，它们会更积极地表达自身利益，更在意风险分担是否公平，也更关注本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回旋空间。这样一来，美国确实通过盟伴网络增强了战略存在，但为了维持地区霸权而强化盟伴角色地位，客观上推动了盟伴网络内部的分权和去中心化。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交易型政策思维，还在削弱美国与盟友之间原有的信任基础。过去美国主导联盟体系，除了实力优势之外，还在于它能够在安全承诺、利益补偿和政策协调之间维持某种相对平衡。如今的美国更多强调让盟友“付费”、要求盟友“配合”、敦促盟友“表态”，却较少提供与之相匹配的稳定补偿和长期承诺。

这样一种联盟管理方式，固然可能在短期内榨取盟友的战略价值，但也会使盟友更加警惕美国把同盟视为单向服务美国利益的工具。一旦这种疑虑加深，美国即便仍是联盟体系的“轴心”，也会越来越难把这种中心地位自然转化为秩序塑造能力。

第三个困境，是美国的经济工具回来了，但它并没有真正恢复过去那种以经济议程强化地区领导力的能力。

如果放在今天来看，简单把美国的问题概括为“重安全、轻经济”已经不够准确。拜登时期，美国已明显重新重视经济、技术和供应链议题，并试图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关键技术协调、去风险化和产业链重组等方式，把IPEF等经济工具重新纳入其“印太战略”。

特朗普第二任期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只不过其方式更直接，也更具强制性和交易性：在对盟友关系上，将关税施压、投资引导、关键矿产合作、高科技出口管制等更明确地服务于美国国内国防工业、产业重塑、供应链安全和对华科技遏制。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经济回归”并不等于经济领导的真正回归。美国今天的经济工具，越来越多地被置于安全竞争、科技遏制和霸权护持的框架之下，而不是围绕开放市场、扩大准入和促进地区增长来组织。

对于许多亚洲盟伴而言，美国当然仍然是关键技术和资本来源，但它近年来的经济政策更多体现为风险管控、规则防护和战略排他，而不是提供更广泛的发展性红利。这样一种经济议程，即便会增强美国对地区经济安全事务的介入力度，却未必能自然转化为地区国家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同。

特朗普第二任期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如此。因为其对盟友的施压更重，对经贸关系的处理更倾向于零和思维和“美国优先”，这进一步损害了其作为地区经济领导者和制度供给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