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塑造问题上，为亚洲基金会提供思想源泉的是历史哲学家诺斯若普和国际法学家多尔西教授。多尔西尤其强调“应当更新中国传统和思想，使其与20世纪西方技术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这一残酷现实相妥协，给予其有活力的表达，以便使中国大陆以外和铁幕后的中国人最终遵从这一信仰。”

亚洲基金会欲使香港中文书院和大学教育中渗入现代西方政治和科技思想的项目不胜枚举。

首先是教科书项目，亚洲基金会通过孟氏资助了一个教科书项目，目的是为中文书院提供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教材。1955年编制的课本和参考书指导纲要明确规定：课本内容应当将东西方思想联结起来；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教课书的编撰应基于西方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孟氏这套15本的大学水平教材，不仅供香港中文院校使用，还准备提供台湾和其他地区使用。

其次，亚洲基金会资助新亚研究所的目的也并不单纯。私底下，亚洲基金会认为研究所的重点应当是教育和培养那些从中文书院毕业的优秀学生进行研究生学习，通过引进“新鲜血液”，刺激现代思想并增强活力。对于中国文化研究，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也越来越具有导向性。1961年，在研究项目的资助说明中，亚洲基金会明确表示“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不再限于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而是要包括与现代中国社会或当代中国事务有关的儒学思想。”

最后，一方面为引导香港中文大学未来的走向，一方面为吸引东南亚华人学生，进入1960年代，亚洲基金会的资助重点越来越转向加强中文书院（中文大学）的理工科专业，加强工程与科学课程的设备与设施。

香港中文大学建立与存在的三支源流——中国知识分子、港英政府和美援机构，均对港中大的形制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出发点不尽相同，但三者努力的方向有时是一致的。

对于中西文化融合，中国知识分子从体用之辨的角度出发，也在竭力寻找答案；对于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港英政府亦主张增加技术教育的规模；对于港中大区域化乃至全球化的办学方针，钱穆早在注解“新亚书院”时就曾指出，这是“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生命”之意，可见其视域并不局限于香港和大陆。

然而，美援机构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是迥异的。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港中大无论从名称上还是从精神实质上都只为保存中华文化传统和民族意识。然而，在美援干预之下，成立不过十余年间，港中大即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钱穆等一批中国学者辞职离开，书院联邦制在事实上解体，汉语作为教学媒介失去了统治地位。香港中文大学越来越靠近一所现代大学，但却越来越远离了中文书院的本真。

（原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原标题为“亚洲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背后的美国推手”。观察者网已获得作者及公众号“美国研究史”两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