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二战经典叙事：始于珍珠港，二战胜利缔造者正是美国历史上的“最伟大的一代人”

在美国，二战经典叙事由两点塑造。其一为美国政府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推广。1945年9月10日，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与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共同致信总统杜鲁门称，应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涵盖对德日意所有战争的官方名称，得到杜鲁门的同意。

美国的“二战”定义为：美国自1941年12月8日以来所参与的战争，在所有官方通讯和出版物中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名称成为美国官方意志的体现。毫无疑问，它起始于珍珠港事变，强调太平洋战场与北非和欧洲西线战场等美军广泛参与的战场，体现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历史叙事。

其二，二战结束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被定义为一场“好战争”（the Good War）。在这种叙事之下，美国的军事行动和政策向全世界展示了“最崇高”的努力和“最纯洁”的意图。

美国的主流观点通常认为，美国参与二战是为了“解放”世界各地受压迫的人民，通过消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专制暴君，以及在战后抵御苏联所表现出的类似集体主义和压迫形式，为全球平等奠定了基础。这些艰巨的努力使世界变得安全，为民主铺平了道路。这是主流美国视角下的二战历史总结：善良战胜邪恶，民主击败集体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美国英雄般地赢得了战争，而这场胜利的缔造者正是美国历史上的“最伟大的一代人”。在这种情况下，突出美国扮演的角色，忽视其他主要战场尤其是中国战场成为一项不二选择。

战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塑造了美国作为二战胜利缔造者的英雄形象。图为反映诺曼底登陆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海报

20世纪60年代，美国甚至有学者提出外援决定论，以安东尼·库贝克（Anthony Kubek）为代表。他认为，中国抗战的成败及战后政局的走向，主要取决于美国对华政策，尤其是军事与经济援助的规模、方向和管理体制。库贝克特别强调美援是支撑中国战场、维持中国抗战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在他看来，中国的持久战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物资与军事支持。这种论述显著削弱了中国自身的战争动员、战略调整与民众参与的重要性，把中国塑造成一个被动接受外援的半殖民地国家。

据此，右翼保守阵营“修正主义”史观取代了杨格的准确论述，淡化了中国长达十四年的自主抗战所体现的国家意志与社会动员能力，将中国战场的成败过度简化为外部力量的操控结果。其书《远东是如何丢失的》作为冷战时期美国保守派对华政策反思的重要文本，构建了一种外援中心论的叙述框架，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美国学界与政策圈对中国抗战角色的认知。

1970年，巴巴拉·塔奇曼出版了其影响广泛的著作《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中国抗战在她笔下被视为“一场被无能政权拖累的正义战争”。尽管该书强调中国抗战的正义性，但其整体结构却构建了一种典型的史迪威—白修德范式，即将抗战简化为国共之争、个人恩怨，忽视中国社会内部的复杂性与地方抵抗主体的多样性。塔奇曼的写作代表了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抗战理解的一种主流话语，即叙事结构美化美国干预，将其失败归因于中方拒绝“美式现代化”，同时削弱对中国抗战战略与自主性的真实认知。

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西方传统看法坚持认为，当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英法两国随后向德国宣战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爆发。两年多后，大战席卷全球，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及亚洲的西方殖民地，随后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这些遥远的战争在欧洲、北非、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合并为一场全球性冲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将二战分为东西两部分，重西方、轻东方是西方学界惯常做法。

如英国知名二战史专家泰勒（A.J.P. Taylor）和美国学者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等人坚持认为，直到1941年，战争的唯一连续性是英德战争：德国发动的是欧洲战争而非世界大战，主要分为一系列简短而独立的战役。直到1941年6月苏联、同年12月美国参战，战争才真正成为世界大战。

可以看到，英美史学界对于中国抗战的忽视是结构性的。冷战结束前夕，著名军事史学家约翰·基根撰写二战史，致力于全面论述二战，但实际上也没有关注中国战场。书中没有分析中国的重大战役，没有介绍中国的指挥官，也没有考虑中国、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联盟动态。中国军民声音的缺失进一步反映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结构，即太平洋战争主要被定格为美日双边冲突。

这与他的前辈李德·哈特如出一辙。作为西方久负盛名的军事史家，李哈·哈特有西方的“孙子”之称，一生著述甚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是他的代表作。哈特对于二战欧洲与北非战场有详细生动的描写，对于交战双方的战略与战术有精彩分析，对于重大争论事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但李哈·哈特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如秉持西方中心论立场，过于重视英国和德国的行动，忽视中国抗战，将东方战场简单化为美日战争。

美国二战史权威专家、北卡来罗纳大学格哈德·温伯格（Gerhard L. Weinberg）同样认为，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是过去殖民战争的延续。日本在1937年开始的对华战争也可以看作是它自1894年起为扩大其东亚帝国而发动的一系列战争的一部分。与泰勒不同的是，温伯格认为，德国在1939年9月发动的战争为它们提供了机会，若非如此，中日战争本会如甲午战争一样保持孤立，因此，世界大战应该从德国入侵波兰那一刻开始算起，且从此开始便是全球性的。

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日益受到挑战

如今这一说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休·斯特拉坎（Hew Strachan）批评这类论点均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因为它们忽略了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所产生的世界影响。显然，以温伯格为代表的二战史学家把中日战争当作太平洋战争的背景，是一种偏见，也违反了基本的历史事实。

作为一部百科全书，1995年出版的《牛津二战指南》既是一项重量级成果，也是对当时二战史研究的一个总结，反映了当时英美学界二战史研究的高度。该书由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144位历史学家撰述约1750个条目，涵盖军事、经济、政治、技术等主题，被誉为当时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写得最好、最全面的单卷本书籍。

该书特点有二：首先，它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是体现欧美中心论的一本书，如撰稿人主体来自美英两国，该书序言直言不讳地称：“纯粹主义者，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纯粹主义者，可能会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公元纪元开始前几个世纪打响的。然而，本书遵循当前流行的英美习惯，讨论的是1939年9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间爆发的战争。”

其次，在二战史观上，该书同样认为：“日本的战争与其他战争截然不同，只是因为希特勒在珍珠港事件四天后做出向美国宣战的疯狂决定，日本才成为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这明显地忽视了以下事实：1941年以前中国长达10年的抗日战争同样是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

从二战名称到观点，英国二战史学界受美国影响很大，但在冷战结束后，率先走出西方中心论，正视中国抗战的恰恰也是英国学者。2009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埃文·莫兹利（Evan Mawdsley）在《二战：一部新历史》中明确指出，二战开始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七七事变虽然只是一场小规模冲突，但其意义堪比1914年7月到8月在欧洲发生的危机。相比之下，1939年9月爆发的欧洲战争不过是既有全球冲突的一个节点而已。

海外对中国抗战史的长期忽视，正在逐步遭到挑战。美国学者齐勒《灭绝：一部二战全球军事史》中写道：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不宣而战引发了二战。1939年欧洲才加入到亚洲开启的战争之中。

此后，拉纳·米德、安德鲁·布坎南和理查德·奥弗里等人更为注重中国抗战，特别是后两人，强调九一八事变实为二战的起点。进而他们的观点又影响到美国学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齐勒（Thomas W. Zeiler）在其2011年的书《灭绝：一部二战全球军事史》中多次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中国，日军对中国不宣而战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初，欧洲加入到已在亚洲开启的战争中。” 实际上，德国入侵波兰后，很快停战，与后续的西欧战役间隔半年多。

西方所谓“引爆二战”的波兰战役，涉及的不过是东欧一小片地区，其面积不到中国东北地区的一半，至多算一场地区性战争。对比来看，德国的野心不止于波兰，日本的野心不止于中国，无论是从法西斯国家对于旧秩序的破坏来看，还是从法西斯侵略模式的塑造来看，九一八事变都更有资格作为二战的起点。

可以说，西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名称与叙事，从一开始就与西方中心论甚至美国霸权密切相关。而在学界的努力下，西方传统上对于中国战场的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纠正，过去的错误论述大部分已被驳倒。然而，历史的惯性在非学术领域仍然根深蒂固。

如今在西方特别是社会和政治层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仍然主要指发生于1939年到1945年的战争，它以欧洲与太平洋为主要中心，忽视了1931年9月到1939年9月发生在亚洲、欧洲与非洲的战争，以及除欧洲与太平洋以外的其他战场，以至于现在反西方中心论的二战史著述，往往会加上“新历史”或“全球史”字样，或干脆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词取而代之。

新的时代要求我们撰写一部真正的全球二战史，坚持正确的二战史观，揭示世界上被遗忘地区和人民的英勇战斗，明确中国和苏联分别为二战东西方主战场的地位，以准确理解当今国际秩序的真正缘起。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