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时，我还很小。事件是父母讲述的，他们在中国多年的战乱与革命中幸免于难，后来在美国中西部的大学城担任教职，得以安身立命。他们在“二战”时期的中国大陆长大，战后先是随家人逃亡到台湾，最后来到美国的哈佛大学求学，以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为业。30年来，他们平静地生活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从事物理学和微生物学研究。

但他们从未忘却中日战争的恐怖，也希望我不要忘记这一切，他们尤其希望我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我的父母虽然不曾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但他们从小就听人讲述这一事件，后来又讲给我听。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日军不仅会将婴儿劈成两半，甚至砍成三四段；曾有一段时间，长江都被鲜血染成红色。他们在讲述这些时，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他们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在这场导致1000多万中国人丧生的战争中所犯下的最残忍暴虐的罪行。

在我的整个童年，南京大屠杀一直深藏于心，隐喻着一种无法言说的邪恶。但是，我印象中的南京大屠杀缺乏相关的人物细节和对人性层面的分析，而且我也很难分清哪些是传说、哪些是真实的历史。我在上小学时就曾遍寻当地的公共图书馆，试图查找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结果一无所获。这让我深感不解，如果南京大屠杀真的如此血腥，如我父母所描述的那样，是人类历史上极其野蛮的暴行之一，那么为什么没有人就此写一本书呢？当时我还小，并没有想到利用伊利诺伊大学丰富的图书馆资源继续研究，我对此事的好奇心很快就消失无踪了。

张纯如（左）与母亲的合影

时光飞逝，将近20年后，南京大屠杀再度闯入我的生活。此时我已结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在加州圣巴巴拉过着平静的生活。一天，我从事电影制作的朋友说，有几个东海岸的制片人最近完成了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但在该片发行时遇到了资金困难。

这件事再次点燃了我对南京大屠杀的兴趣，我很快与这部纪录片的两位制片人分别取得了联系，并在电话中谈论这一话题。其中一位叫邵子平，是一位美籍华裔的积极分子，曾在纽约为联合国工作，是纪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协会的前任会长，并曾协助制作了录像带《马吉的证言》（Magee's Testament）；另一位叫汤美如，是一位独立制片人，曾经制作并与崔明慧联合拍摄了纪录片《以天皇的名义》（In the Name of the Emperor）。邵子平和汤美如介绍我加入由一群积极分子组成的社交圈，他们多是第一代美籍或加拿大籍华人，跟我一样，都认为要在所有幸存的受害者去世之前让他们为南京大屠杀作证，将他们的证言整理并公之于世，甚至要求日本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赔偿。还有人希望将他们对战争的记忆传递给子孙后代，以免北美文化的同化导致他们遗忘这段重要的历史。

世界各地的华人之间存在广阔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一个促进南京大屠杀真相公之于世的草根运动应运而生。在华人聚集的城市中心区，如旧金山湾区、纽约、洛杉矶、多伦多以及温哥华，许多华人积极分子通过组织各种会议和开展教育活动，宣传日军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在许多博物馆和学校播放或展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录像带和照片，并在互联网上传播相关事实和图片，甚至在《纽约时报》之类的报纸上刊登整版广告。有些活动团体熟练运用科技手段，只需轻点鼠标，相关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受众就会超过25万人。

1994年12月，我参加了一次纪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会议以后，儿时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再也不是虚无缥缈的民间传说，而是真实确凿的口述历史。这次会议是由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维护联合会亚洲分会赞助的，在加州库比蒂诺举行，位于硅谷心脏地带圣何塞市的郊区。组织者在会议大厅展出了海报大小的南京大屠杀照片，其中许多是我平生所见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尽管我从小就听过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但这些照片依然让人猝不及防，赤裸裸的黑白图像令人目不忍睹：遇难者或被斩断头颅，或被开膛破肚，赤身裸体的妇女在强暴者逼迫下摆出各种色情姿势，她们面部扭曲，表情痛苦，羞愤难当之色令人刻骨难忘。

《南京大屠杀》插图页

在瞬间的晕眩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不仅生命易逝，人类对待生命的历史经验同样不堪一击。我们从小就知道什么是死亡，我们中的任何人随时都可能被司空见惯的卡车或公交车撞倒，瞬间失去生命。除非怀有某种宗教信仰，我们会认为这种对生命的剥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不公正的。但我们也都知道，应当尊重生命以及大多数人都会经历的死亡过程。如果你不幸被公交车撞倒在地，或许会有人趁火打劫偷走你的钱包，但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出手相助，努力挽救你宝贵的生命。有人会替你拨打急救电话，有人会跑去通知辖区内的值班警察，还有人会脱下自己的外套，叠好后垫在你的头下。这样，即使这真的是你生命的最后时刻，你将在细微但真切的慰藉中安然离世，因为你知道有人在关心你。然而，挂在库比蒂诺墙上的图片却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成千上万的生命由于他人一时的恶念闪现而陨落，第二天他们的死亡就变得毫无意义。纵然此类死亡不可避免，这依旧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惨剧。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这些刽子手还侮辱受害者，强迫他们在死前承受最大限度的痛苦和羞辱。这种对待死亡及其过程的残忍和蔑视，这种人类社会的巨大倒退，将会被贬抑为没有价值的历史插曲，或者电脑程序中无足轻重的小差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再次引起任何问题。除非有人促使世界记住这段历史，否则悲剧随时可能重演。心念至此，我突然陷入巨大的恐慌。

此次会议期间，我了解到已经有两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被列入出版计划，即《天堂树》（Tree of Heaven）和《橙雾帐篷》（Tent of Orange Mist），这两本书已经于1995年出版；同时进行的还有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图片集，即《南京大屠杀图片集：一段不容否认的历史》（The Rape of Nanking: An Undeniable History in Photographs），也于1996年出版。但在当时，还没有人用英文写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长篇纪实类专著。深入钻研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后，我发现写作此类著作所需的一手资料在美国一直存在，并且可供查阅。美国的传教士、记者和军官都曾以日记、电影和照片的形式记录下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以供后世参考。为什么没有其他美国作家或学者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一手资料，写一本专门讨论南京大屠杀的纪实类专著或学术论文呢？很快，对于为什么南京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一直得不到足够关注这一难以捉摸的谜题，我至少获得了部分答案。南京大屠杀之所以不像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和美国对广岛的原子弹轰炸那样举世皆知，是因为受害者自己一直保持沉默。

但是，每一个答案都隐含着新的问题，我转而思考为什么这宗罪行的受害者没有愤而呼喊以求正义。如果他们确实大声疾呼过，那为什么他们所经受的苦难不曾得到承认呢？我很快发现，这一沉默背后是政治的操纵，有关各方的所作所为都导致了世人对南京大屠杀的忽视，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两岸政府都没有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如以色列向德国索取赔偿一样）。即使是美国，面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也在寻求昔日敌人日本的友谊和忠诚，因而也未曾再提此事。因此，冷战的紧张态势使日本得以逃脱许多其战时盟友在战后经历的严厉审讯与惩罚。

另外，日本国内的恐怖气氛压制了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自由开放的学术讨论，进一步阻碍了世人对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公开表达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将会威胁到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有丧命的危险。（1990年，长崎市市长本岛等曾因表示日本昭和天皇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负一定责任而招致枪击，被一名枪手射中胸部，险些丧命。）日本社会弥漫的这种危险气氛使许多严肃的学者不敢去日本查阅相关档案文件，进行这一主题的研究；事实上，我在南京时曾听说中国出于人身安全方面的考虑，也不鼓励学者去日本进行相关研究。在此背景下，日本之外的人就很难接触到日本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手档案资料。除此之外，大部分曾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都不愿意就他们的经历接受采访，近年来，只有极少数老兵冒着被排斥甚至死亡的威胁，将他们的经历公之于世。

东京审判现场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让我感到困惑和悲哀的是，日本人自始至终顽固地拒绝承认这段历史。与德国相比，日本付出的战争赔偿还不及德国对战争受害者赔偿总额的1%。“二战”之后，大多数纳粹分子即使没有因其罪行被囚禁，至少也被迫退出公众视野，而许多日本战犯则继续在产业和政府领域担任要职。在德国人不断向大屠杀遇难者道歉的同时，日本人则将本国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有位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国受害者认为该行径的政治含义就好比“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一座供奉希特勒的教堂”。

在本书漫长而艰难的写作过程中，日本许多知名政客、学者和工业界领袖在如山铁证面前，仍然顽固地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一史实，他们的这种嘴脸一直强烈激励着我。在德国，如果教师在历史课程中删除大屠杀的内容，就属违法；相比之下，几十年来，日本则系统性地将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得一干二净。他们撤走博物馆中南京大屠杀的照片，篡改或销毁南京大屠杀的原始资料，避免在流行文化中提及南京大屠杀之类的字眼。甚至有些在日本深受尊崇的历史学教授也加入右翼势力，履行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责任：拒绝相信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以天皇的名义》这部纪录片中，一位日本历史学家以这样的话否认整个南京大屠杀事件：“即使只有二三十人被杀害，日本方面都会极为震惊。那个时代，日本军队一直都是模范部队。”正是某些日本人这种蓄意歪曲历史的企图，使我更加确信写作本书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