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羽扇观金工作室 陶立烽】

在新中国红色金融的历史长卷中，有一座城市的解放与接管，注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就是1949年的上海。

彼时的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全国经济中心、远东金融枢纽，是中国工商业最密集、金融体系最庞杂、资本力量最盘根错节的城市。它的经济命脉，直接牵动着全国的经济大局。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这座东方大都市。但军事上的胜利，仅仅是第一步。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一个被国民党十几年统治掏空、被恶性通货膨胀摧毁、被投机资本裹挟、被官僚资本垄断的经济烂摊子。

如何完整接管上海庞大的财经系统？如何平稳改造旧金融机构？如何让人民币取代形同废纸的金圆券、站稳市场脚跟？如何打击疯狂的金融投机、平抑持续十几年的恶性通胀？如何让这座瘫痪的经济重镇重新运转，为新中国建设提供支撑？这一系列问题，既是对新生人民政权的严峻考验，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淮海战役。

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完整还原上海解放前后，中国共产党从提前筹备、精准接管、货币改革、打击投机到物资调控、制度重建的全过程，带你读懂红色金融在上海创造的历史奇迹。

黎明前夜：接管前的经济与金融绝境

解放前夕，上海民营工业企业年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达83%，占全国民营工业总产值的36%。上海是当时中国民营工商业最集中、经济活力最强的工业重镇和商业中心。全国的物资流通、资金周转、外贸往来，几乎都以上海为核心枢纽。可以说，上海稳，则全国经济稳；上海乱，则全国经济难以为继。

但这样一座经济重镇，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已经被折腾得千疮百孔。

第一重绝境：金圆券崩溃，恶性通货膨胀达到顶峰。

国民党为了支撑内战，疯狂印钞，从法币到金圆券，货币贬值速度突破人类历史纪录。到 1949 年春，金圆券已经形同废纸，老百姓上街买东西，要用麻袋装钞票；早上发的工资，下午就不值钱；工厂发薪、商铺交易，根本不敢用货币计价，只能以大米、棉纱、黄金实物折算。金融秩序彻底崩塌，民众对纸币完全失去信任。

第二重绝境：官僚资本垄断金融，民营金融举步维艰。

以上海外滩为核心，国民党 “四大家族” 控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垄断了全国绝大部分金融资源。这些机构沦为国民党敛财、内战、转移资产的工具，大量黄金、白银、外汇被偷偷运往台湾，留给上海的只是空壳和坏账。

第三重绝境：金融巨头纷纷离沪，市场人心惶惶。

进入1949年，上海各大金融机构的核心负责人纷纷撤离。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铭等叱咤上海滩的金融巨擘，陆续离开上海。金融核心人才流失、机构人心涣散，整个金融体系处于半瘫痪状态。

第四重绝境：投机资本横行，金银外币把持市场。

金圆券失效后，黄金、银元、美元成为市场流通的 “硬通货”。上海证券大楼成为投机资本的大本营，每天上千人聚集炒作，街头巷尾的投机小贩更是不计其数。他们操控金银价格、哄抬物价，把上海金融市场搅得天翻地覆，甚至放出狂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面对这样一个积重难返的烂摊子，很多国内外势力都在看笑话：共产党打仗厉害，但管城市、管经济、管金融，肯定不行。他们断言，共产党用不了三个月，就会被上海的经济难题拖垮，不得不退出这座城市。

但他们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智慧与准备。事实上，早在上海解放半年前，党中央就已经未雨绸缪，开始为接管上海这座经济重镇做周密部署。一场精心筹备的财经接管战役，早已悄然打响。

未雨绸缪：党中央顶层部署与“青州总队”

军事接管靠军队，财经接管靠干部。接管上海这样的远东金融中心，没有一支懂金融、懂经济、懂城市、懂政策的专业干部队伍，一切都是空谈。而中国共产党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提前谋划、提前练兵、提前储备。

接管上海的财经筹备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48年的九月会议。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 “九月会议”。会议明确提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的干部。会议决定，在战争第三年内（也就是1948年），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各级干部，随军前进，有序管理新解放区。

同年10月28日，党中央进一步做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定从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五大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干部，其中分配给华东地区1.5万人，专门用于接管华东各大城市，而重中之重，就是上海。

1949年2月，一项针对上海财经接管的关键行动正式启动：华东局从山东抽调近2000名财经专业干部，组建“青州总队”。

为什么叫“青州总队”？因为 1948 年 3 月山东青州解放后，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就进驻青州，这支专门负责经济接管的干部队伍，就以此为代号。这支队伍堪称接管上海的 “财经特种兵”：队员来自财政、银行、工商、税务、贸易、工业、交通等各个领域，既有老革命，也有专业技术人才，更有熟悉上海情况的地下党同志。

青州总队的总队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顾准（这个我们在第三期抗战时期的金融工作也提到过，1949年是华东财委会副主任）；副总队长石英（当时的华东局工商部部长），政委黄耀南（当时的华东财委会党委副书记）。总队下设财政、银行、外贸、商业、工业、交通、房地产等十余个大队，对口对接上海财经各个部门，做到“一个萝卜一个坑”，提前明确接管对象、接管职责、接管政策。

1949年2月，青州总队从山东出发，一路南下，抵达江苏丹阳，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封闭式集训。这不是军事训练，而是财经接管专项培训。

首先，学习党中央关于接管城市、保护民族工商业、没收官僚资本、统一货币的各项政策；

其次，研读上海地下党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汇总的《上海概况》，摸清上海金融机构、工厂企业、商业网点、物资储备的全部底细；

然后，模拟接管流程，演练如何与旧机构人员沟通、如何清点资产、如何保护档案、如何平稳过渡业务。

与此同时，党中央在顶层设计上，也完成了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部署。

1949年3月14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同志担任主任，全面主持全国财经工作。陈云的挂帅，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稳定，定下了坚实的基调。

同一天，党中央对上海的党政领导班子做出明确安排：任命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市长。

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上海

除了干部队伍，货币准备更是重中之重。

上海市场金圆券泛滥，没有充足的人民币，就不可能取代旧货币、稳定市场。为此，党中央命令北海银行——当时解放区最核心的印钞机构，全力赶印人民币，并组建专门的印钞与运输队伍。

1949年2月，北海银行发行局和各印钞厂组成青州总队第八支队，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由30多辆卡车组成的运输车队，满载刚印好的人民币新币、钞版和印钞纸张；

二是150多名印钞干部和技术工人，其中很多人原本就是从上海前往解放区的专业人才，熟悉上海印钞设备与业务。

这支特殊的印钞队伍，随大军南下，在丹阳集训待命。他们的任务很明确：上海一解放，立刻随军进城，一边接管旧印钞厂，一边就地开印人民币，保障货币供应。

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干部集训，从金融政策制定，到货币物资储备，中国共产党用半年时间，完成了接管上海的全流程准备。这支提前练兵、目标明确、纪律严明的“财经先遣队”，已经做好了进入上海、接管金融、稳定经济的全部准备。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一场震惊世界的财经接管战役，正式拉开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