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羽扇观金工作室】

本期播客继续聊聊红色金融系列。前两期可点击超链接查看（EP1、EP2）。

咱们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诞生于1948年12月1日，比共和国还早。而要说它的根源，得从抗战时期说起。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由三大银行组建，分别是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全是抗战战场上练出来的 “金融老兵”，再加上新四军在华中根据地打造的华中银行，以及陕甘宁边区银行等一众金融力量，构成了敌后金融的核心阵营。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几个银行的发展历程来龙去脉。

陕甘宁边区银行如何从法币困境中杀出一条路

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延安成立，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成立之初资本金只有10万元。

在边区范围内，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发行的法币仍然是法定流通货币。但当时有个大问题：法币没有小面额纸币，老百姓买个菜、打个油、买包盐，都找不开零钱，日常交易特别不方便。

针对这个痛点，边区银行创造性地发行了光华商店代价券。光华商店于1938年4月开业，性质是供销合作社，由边区银行直接经营管理，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为银行筹措资本金。代价券从二分到七角五分，全是小面额辅币，完美解决了找零难题。别看这代价券只是辅币，它标志着边区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为后来的金融自主埋下伏笔。

1940到1941 年，是边区金融的关键转折点。1939年12月到1940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国民政府停拨八路军军饷；皖南事变后，更是全面封锁边区，切断所有国内外援助，边区陷入空前的财政危机。面对困境，边区政府在1941年2月，正式发行自己的货币，收回光华代价券，禁止法币流通，彻底实现金融独立！

陕甘宁边区的货币，简称“边币”。纸币背面左侧有林伯渠的外文签名，右侧是历任行长的签名，曹菊如、朱理治、黄亚光，不同时期的签名组合，也成了历史研究的重要线索。一看签名，就能准确判断纸币的发行时间。

而边币面额从最初的五元、十元，逐渐增加到五百元、一千元，甚至五千元，也从侧面见证了边区在敌人封锁下，通货膨胀的艰难历程。

边币发行三年多的时间内，边区银行一方面根据财政、战备的需要和季节变化，主动发行，截至1944年6月底共发行38亿元，及时拨付机关部队的经费，保证党政军的供给；另一方面配合政府压缩机关经费，动员人民节约储蓄，打击法币黑市，适当紧缩发行。1943年7至9月时局紧张，为保证冬季供给，不得不加大发行，发生金融物价大波动。同年12月西北局采取果断措施，决定停止边币发行，所有法币必需兑给银行，由公营商店统一管理。

1944年5月23日，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边区银行以“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名义发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简称流通券），代替边币流通，二者比价定为1∶20（1元流通券兑换20元边币）。当时认为发行流通券为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打击法币，整理金融，活跃市场，预备过一个时期再以新币收回流通券。后因抗日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无暇顾及新币发行，因而边币、流通券同时流通一年后，于1945年6月确立了流通券的本位币地位，直至1947年底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西北农民银行，统一发行西北农民银行货币后，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才逐步停止流通。

1947年随着中央机关撤离延安、东渡黄河，中央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边区，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两区在军事、行政上合并为西北解放区，陕甘宁边区银行也由此并入西北农民银行。

一位开明绅士的热血创办：西北农民银行的诞生记

西北农民银行前身为1937年11月成立的兴县农民银行。

1937年9月，贺龙领导的八路军120师进入晋西北，当时由于货币种类繁多，加之阎锡山在山西滥发晋钞，导致晋西北地区金融乱成了一锅粥。为此，晋西北区党委决定，由刚入党没多久的开明绅士刘少白创办兴县农民银行。

《毛泽东选集》曾提到两位开明绅士，一位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位就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毛泽东说：“刘少白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

刘少白，1883年6月30日出生于兴县黑峪口村，1908年考入山西大学堂攻读法律，接受新学。辛亥革命爆发后，率先剪掉辫子参加反清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积极倡导白话文，传播新思想、新文化。1931年，为营救王若飞等被捕同志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受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委托，刘少白由太原返回兴县全权负责银行筹建工作。

在创办农民银行期间，刘少白以身作则先拿出多年的积蓄，然后动员全县富户捐款，最后共筹集3万多元白洋、700多石粮食，为建立兴县农民银行筹措了基金。1937年11月初，刘少白在银行第一次董事会上被一致推举为银行经理，兴县农民银行正式成立运营。1938年6月，兴县农民银行发行货币10万元，绝大多数资金用来为八路军购买粮食、武器和补充军需，支援八路军抗战。

兴县农民银行在从成立到扩大两年半时间内，发行贰角、伍分、伍角、壹元、伍元5种版别的票券，先后三次共批量印发了15万元票子，银行资金80%作为军需用款，通过发行货币支持抗日。

1940年5月，兴县农民银行改为西北农民银行，发行西北农民银行币（简称“西农币”），初期通过财政发行支持军政开支。战争年代根据地财政困难，依靠发行货币来支持根据地建设是战时金融的显著特点。西北农民银行根据革命形势，合理控制农币的发行量。1940年农币的发行全部用于财政开支；1941年财政开支用款占货币发行额的93.33%；1942年货币发行全部用于财政开支；随着革命根据地的逐渐扩大和战争局势的好转，1943年财政开支仅占到货币发行额的三分之一。

西北农民银行还通过发放农业贷款、工商业贷款和救灾贷款支持边区经济恢复和发展。在农业贷款方面，从根据地建立到抗战胜利，边区政府和银行共颁布了12项有关农贷的政策规定，开展了以农贷为主的春耕贷款、青苗贷款、耕牛贷款、水利贷款、一般农贷和植棉贷款等各项业务；工商业贷款主要以支持纺织业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