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我注意到，《意见》中也提到这是一个动态调整机制，每三年评估生均财政补助标准，结合学龄人口变化、财力状况优化分担比例。未来我们还可以有哪些期待？

原新：这种动态调整一方面是标准问题，另一方面是时间上的延伸问题。如果学生人数减少，教育费用没有大幅增加，是否可以将孩子学期教育的免费年龄再从5岁延长到4岁、3岁，逐步扩大受益人群？或者如果成本有所变化，是否可以适当增加标准，甚至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分摊机制？我认为这些都是值得期待的发展方向。

今年1月份，我国出台了《教育强国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指出要探索逐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这意味着政策还将逐步推进，在时间、标准和覆盖人群等方面会逐渐扩展。这次出台的《意见》一大亮点就在于，它摒弃了以往一刀切的做法，而是根据各地财政状况和消费标准，采取因地制宜、差别化的策略，我认为这是非常明智的和契合实际的。

观察者网：在您看来，除了教育成本压力之外，学龄前儿童教育的痛点还有哪些？未来针对这些痛点，我们在政策上还能做哪些扶持？

原新：学前教育的痛点，第一是人才培养的问题。学前教育专业人才是非常大的缺口，根据教育部统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率高达85%，但幼师和保育员缺口可能超过300万。而且教师的工资、待遇、福利保障，都是比较现实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是改善结构和提高质量的问题。2022年10月，二十大就明确提出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2023年5月召开的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又提出，要“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显著减轻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到了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表述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策力度和落实情况在一步步加强。

再往后是不是还会出台一些其他政策？比如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2019年，一个孩子一个月的免税额度是1000块钱，2023年以后提升到了2000块钱，政策力度在不断加码。我认为这些措施实际上是一个逐渐递进的过程，一个持续增强的进程。当然，这种增强与家庭的期望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但总是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第三，学龄前儿童还有个看护问题。现在的家庭多数就生育1-2个孩子，孩童时代的玩伴、交流都很成问题。如果0-6岁的孩子能够接受一种集体化的正规教育，我觉得对他的人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现在普遍都是少孩子家庭，这样一个养育环境，实际上很容易形成孩子孤独、孤僻、自私的性格，如果说未来能够进一步推动集体化幼儿教育，让孩子在早期就进入到集体生活中，养成集体观念，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观察者网：从最近出台的育儿补贴到逐步免费学前教育，我们看到近些年政策更加向低龄儿童倾斜。您怎么看这个政策方向的变化？

原新：除了我刚才说的0-6岁教育的重要性之外，这些政策还有个很大的考量是解决低生育率的问题。

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价值观变了。中国传统家庭的生活重心，始终围绕着孩子，就是我们常说的“孩子中心论”，这也是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区别。在那些国家，家庭以夫妻为中心，而在中国，则以孩子为中心。因此，为了孩子，我们在经济、时间和情感方面都愿意付出。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持有这种观念。他们的生活基本上以自我为中心。有些人常常说这是独生子女“自私”，我从来不这样认为。独生子女并不自私，他们在遇到同学生病或者遭遇重大灾难时，往往愿意慷慨解囊。应该说，这一代年轻人更加注重自我，而非自私。在这种背景下，生育和养育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可能都在促使他们不愿意多生孩子，甚至不愿意成家。

今年世界人口日的全球主题为“赋能青年，让他们能够在公平且充满希望的世界中创建自己想要的家庭”。社会对青年人的婚姻和家庭提供支持和关心，是因为他们的确需要支持和关心，而非单纯的催婚催育，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今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理解现在的政策方向，可能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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