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就这点而言，我们是不是首先应该关注“从零到一”的突破？

原新：确实。不过，我可以再给你另一个数字。

人口学中还有一个概念叫孩次递进比（parity progression ratio），其意思是如果把妇女的生育视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时间，从妇女出生、结婚到第1孩次生育、第2孩次生育……的递进过程来观察妇女的生育水平。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结果，生第1个孩子的递进比为88%，生了第1个孩子再生第2个孩子的递进比是45%，生了第2个孩子再生第3个及以上孩子的递进比为5%。

也就是说，平均100位妇女中有88人生了第一胎，约40人生育了第二胎，只有不到2人生育了第三胎及以上。所以，我一直强调一孩、二孩是中国保持出生人口规模上升的基本盘，把一孩和二孩生育抓好才是提振生育率水平的牛鼻子。

中国分年龄段的生育率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观察者网：对的，谈论人口问题，不能忽略背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两者之间必须是相互匹配的。

原新：对，我对鼓励生育的态度比较综合性。从宏观战略上，我提出三条想法。

第一，以增进民生福利的事业去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不能因为生了孩子影响民生改善，这肯定是事与愿违的。

第二，要用整体性思维来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生育是家庭、社会、政府共同关注的重大事项，它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但现在我们社会上有时会形成一种观念，仿佛一提生育，就去找卫健委；一说养老，就找民政部。单靠某个部门或某几个部门去振兴中国的生育率，去做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那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

生育这件事和卫健委、和教育部门当然关系密切，但财政、住建、文旅、发改委等哪个与之没有关系呢？所以，我一直强调，这是全社会的系统性工程。

第三，要用社会公共政策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社会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既然如此，就应该是公平的、公正的，同时必须尽快落实国家层面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现在很多基层搞创新自下而上，鼓励基层创新，这固然很重要；但是，国家自上而下的指导和规范也是很重要的。中国是个大国，区域差异性很大，地方创造的做法的普及型和通用性往往受到挑战。所以，一定要上升到社会公共政策的高度。

户籍制度改革，能否缓解人口问题？

观察者网：如果说您上面提到的若干条建议是宏观层面，那么想问一个比较短期的问题，也是最近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其实，大家无论是讨论人口还是户籍，背后都跟大家最关心的社保或养老金问题密切相关。如果考虑人口存量、且短期内无法解决更大的人口增量的背景，那么可能需要一个更加有效的调节机制，比如由于中国人口分布和出生率所呈现出的地域特点，是否通过人口流动的角度来解决和人口联动的制度性问题，比如养老金等，而想要人口更加自由的流动，那么就涉及户籍制度改革，您从人口学的角度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原新：首先，中国的户籍制度正在一步一步往前推进，这是事实。现在中小城市、甚至一些大城市基本放开落户，仍有限制的主要是超大城市。户籍制度本身在开放，而且开放力度不断增加，但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深化改革。

第二，中国的户籍制度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它承载着城乡二元的福利制度。这里需要落实的就是我们呼吁很多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那么，在户籍制度没有完全改革到位的情况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有没有均等化的可能？比如，作为流动人口到了上海，已经在上海定居工作10年，孩子上学能不能享受上海的待遇？各项福利、住院、医疗等社会保障能否享受当地待遇，这是问题的关键。

资料图

为什么超大城市仍有限制，那是因为城市太大了。那么反过来，中小城市、大城市放开落户了，尤其是小城市，为什么落户的人很少？原因很简单，农村的土地福利还在，免费的宅基地、自留地还在，那是根所在。如果今后土地流转等制度改革不到位，那么户籍制度改革也很难到位。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点。

现在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程度约为66.2%，但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水平约在50%上下，二者的差距就是流动人口人动户不动或者人动户难动所造成的。再过三五年左右，可能会有10亿以上常住人口在城市，农村人口降到4亿以下，所以中国城镇化还在不断推进，我们的城市化目标是到2030年达到70%。

所以，土地制度的改革、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和户籍制度改革连在一块的。仅谈户籍制度改革，而忽略了土地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那是行不通的。

观察者网：是的，不久前二十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社会上对于户籍制度也有了进一步的期待。

原新：中央已经提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都是关注得重点。

我自己的总体感觉是，关于教育内卷、房价、生育等等议题，媒体还是应该公正、公平、科学的报道，尽量减少一些过于情绪化的东西。比如离婚、生育，现在要让我用数据来判断的话，中国年轻人结婚的还是比离婚的多的多，结婚的远远多于不婚的，结婚以后生孩子还是远远多于不生的，结婚以后幸福的家庭也远远多于不幸的家庭。

但为什么网上负面的东西会这么多？这可能是有抓眼球的东西在里面，这些内容更容易受到关注、传播，而传播的结果就是放大焦虑。

所以，我觉得我们既不必用放大镜、也不要用显微镜去观察这个社会，就用正常的眼光来看待就行。有偏差是很正常的，但不能有偏见，更不能别有用心。当然，这些在自媒体时代很难控制，所以我们要不断呼吁。

观察者网：确实，就像您今天罗列了很多具体数据，比较全面地让大家认识到一些社会发展规律性的东西，但在互联网传播中总是无法避免一些断章取义或是春秋笔法等等，就像如今网络上非常对立的性别问题等也是如此。

原新：关于性别平等，联合国的提法是男女平等不等于性别平等，因为我们还要尊重男女性别之间的一些差异。此外，从性别平等本身来说，还包括社会性别的平等和其他性别的平等。

我自己也总结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将性别平等分为社会性别平等和家庭性别平等，同时按平等程度划分了三种类型。

我个人认为，社会性别不平等，家庭性别也不平等的环境，想要提振生育率是很难的，因为那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女性很少有家庭决策的权利。

而性别平等的改造过程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从社会性别不平等、家庭性别不平等，到社会性别平等、家庭性别不平等，最后达到家庭、社会性别都平等。

在第二类情况下，社会性别平等做得很好、但家庭性别平等做得不好，要提振生育率也是比较困难的，这样的环境维持男主外，女性主外提升但主内依然存在的情形，女性生活和工作的责任和任务是加重了。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在外面男性和女性的地位平等，但在家里还是男人说了算，所有家务还是女人承担，那你想，在外面工作挣钱我们都平等了，在家里还有高低，哪个女的愿意生孩子？

如果社会性别平等和家庭性别平等都做得很好，那么提振生育率是有空间的，这也是北欧很多国家的经验，男女既能公平的分担社会责任，也能同时承担家庭责任。只有在外面就业、薪资平等了，在家里共同承担家务、抚养孩子也平等了，提振生育率才有希望。

观察者网：提振生育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仅是社会，也体现在个人、家庭层面，靠单方面是很难完成这个目标的。另外，您前面说的一句话也特别重要，关于老龄化问题，首先得把这些老龄人口看作是一个人，要从人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它首先关乎到个人，然后是家庭，是社会，这跟生育其实也是一样的。

原新：对老年人要有正确的判断。他们首先是社会资源、社会财富，别把他们当成包袱。

比如，60-69岁的低龄老人，93%以上都是健康的，将来落实自愿、弹性、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不就是延迟这批人吗？所以要看到这个群体内部的差异性，而差异性本身就蕴蕴含了机会和挑战。

观察者网：谈人口问题、生育问题，其实整个社会的观念也要有所改变，不断提升认知，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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