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奇迹》出版二十周年研讨会（滴水湖会议）将于10月11日召开，本次会议聚集了国内最一流的经济学家，《中国的奇迹》作者林毅夫，华生、张军、周其仁等将做主题发言，余永定、史正富等也将出席会议，期待着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经济学界的全明星阵容能碰擦出新的思想火花。本文选自《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华生著，东方出版社。

我们现在的讨论有共识，也有分歧。秦晖教授写的文章我很注意，体会很多，也学了不少东西，但是在中国模式的问题上我有几点不同的看法。

一个就是他分析的西方民主制度有其自身的问题，但本来还可以自我校正和运转，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有我们这样低人权、低福利国家的竞争，本来是不会出大问题的。但正如他刚才说的，“左派右派”都是想讨老百姓的好，“左派”上来讲高福利，“右派”上台讲低税收，都不去讲大家不爱听的降福利和加税收，这样即便没有外力也容易出现问题，不能仅从全球化带来的国家间竞争找原因。

第二，我认为现在失衡不能主要归结到中国劳动成本低，人权福利低，因而竞争力强。美国人消费过多大量借债实际上并不主要因为中国人的高储蓄，日本借给美国人的钱跟中国差不多，不能说日本也是因为低人权低福利才积累储蓄吧？美国的借债主要是三大块，一块是石油美元，一块是像日本、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大量外储，第三块是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竞争能力比较强，外汇储备较多。因为，把美国的危机主要归结为我们的低人权低福利竞争，从这个逻辑上我觉得不是太通。

第三，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模式，是改革开放30年逐步形成的一个格局。这个格局我觉得跟刚才秦晖教授讲的是相反的，这30年是不断在既增加自由也增加福利，这才是我们大家的兴奋点所在。应该说前20年主要是给经济自由，通过经济自由来改变我们太落后的状态，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增加福利方面也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尽管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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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不赞成过度地夸大我们今天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国企的存在造成了垄断、寻租和特权，认为把国企取消、国资分完了就好了。其实我可以肯定地说一句，国企在相当程度上大大缩小了我们的贫富差距。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搞私有制只会造就私人家庭寡头。如果中国移动、中国石油等都是家族的，在所有权这方面贫富差距自然会惊人地扩大。第二个扩大是经营者的收入，现在说国企领导者的收入太高了，拿个几十万，一百万，但其实只要改制，增加10倍算是少的。现在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的高管工资只是中小股份制如深发展银行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如果是市场化，高管人员的薪酬肯定几十倍地增加。

有人爱谈权贵资本主义，其实看看一些国家就知道，中国还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权贵资本主义。但如果私有化真扩大到中国移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这些央企头上，那中国就一定是权贵资本主义了，因为国家所有的主要资源都已经掌握在个人和家庭手里，政府也要依赖他们。那时，官商勾结乃至官商一体、公权私用就会真正普遍化、主流化。

我认为当前的难点是改革开放30年了，原有的发展模式走不下去，但新的出路对中国人来说还并不明确。现在简单地从某一个角度的极端诉求，可能进一步支援现在这个方向尚不明确、本身的基础已经非常不牢固的现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大家是希望中国的经济继续高速成长，改革开放以来自由和福利都在同步增长的状况再持续20年到30年，这对中国才是最好的出路。我想，我们讨论中国模式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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