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心理冷战改变了苏联的思维

在斯大林逝世后的195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重视自己的比较劣势领域——消费品的生产。和太空科技和重工业的比较优势领域相比，苏联经济在消费品生产方面表现出极不匹配的落后。譬如在住宅方面，很多城市居民都住在“大杂院”式的群居单元中，几户人家共用厨房或卫生间。赫鲁晓夫掌权之后，强调了要加强住宅建设，1957年提出要在十年内使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独立单元。[17]

美国早已认识到消费品生产是苏联的比较劣势领域，并针对这个领域展开了“心理冷战”。美国在心理战方面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因为远在二战之前美国就由于国内原因积累了心理战方面的丰富经验和资源，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的政治竞选需要进行心理战来影响选民，另一个是美国的商业竞争需要影响消费者的心理来推销产品，因此在如何影响公众意见和大众舆论方面，美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力资源。

冷战开始后，美国一方面设立了政府机构搞心理战，另一方面也建立了半官方、非官方机构来从事这类活动，譬如在商业部中成立了国际展销会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主要是和民营公司联系，让他们来参与国际展销会。这些展销会表面上好像是民间的商品展销，但实际上是承担了国家心理战的重要任务。

顶级的心理战专家全面策划了这些展览会，仅1955年就有170个这类展览会在苏联集团国家举办，向苏联集团的大众展现美国的丰富消费品。[18]这些展览的重心是宣传“美国生活方式”，让苏联集团国家的人民从鲜明对照中看到自己生活方式的贫寒匮乏，从而羡慕和认同美国的价值观。

其中一个“载入史册”的展览是1959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国家展览”，由著名专家精心策划安排，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亲自陪同赫鲁晓夫参观，尼克松特别引导赫鲁晓夫参观了一个厨房，并在现场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厨房辩论”。

那个厨房是个很典型的美国家庭现代化厨房，和厨房相连的住宅也是很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住宅，里面摆满了现代化的家具和家用电器，这些消费品在美国是一般中产家庭可以享用的，但在苏联却很难觅得。很多苏联的参观者对这些消费品表现出了强烈的羡慕和向往，赫鲁晓夫则被激发出要和美国一争高下、一决雌雄的豪言壮语：“再过七年我们会达到美国同样的水平，当我们赶上和超过你们的时候，我们将在前方向你们挥手。”[19]

厨房辩论，图片来源：wiki

厨房辩论的中心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当赫鲁晓夫在美国消费品的炫目诱惑下发出了“达到美国同样水平”的豪言壮语之后，衡量优劣的标准就落在了“提供消费品”上面，这恰恰是市场经济的比较优势，是计划经济的比较劣势。

市场信息对消费品的生产至关重要。与太空科技及重工业产品不同，消费品的使用者是千千万万的消费者，他们往往会有计划难以预测的个人口味。太空科技及重工业产品一般都有较易衡量的客观的、科学的优劣指标，而消费品的优劣指标则会包含很多消费者主观的、非科学的偏好。

譬如电视机，其客观、科学的优劣指标是耐用性、清晰度等等，其主观的消费者偏好会是外形、式样、颜色等等。对于较易衡量的客观、科学指标，计划经济可以有针对性地来计划和设计，对于难以预测的消费者口味，计划经济就显得束手无策。苏联的很多消费品被人形容为“傻大黑粗”，譬如照相机，其镜头质量不错，但外形笨重难看。

为了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苏联的国家计划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了与消费品生产相关的产业。在1959年至1965年的七年计划中，对居民住房的投资计划上升83%。[20]对农业的投资也大为增加了，农业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例逐渐达到了33%左右[21]，对比最初的几个五年计划，那时的重工业投资要高达85%，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加在一起才只有15%，这的确是大大的增加。

不过，虽然对消费品相关产业的投资大大增加了，苏联生产的消费品数量和质量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因为这些产业是苏联的比较劣势，是计划经济的软肋弱项，加大投资也很难转弱为强，很难形成强大的生产力。苏联在这些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慢，年增长率不再有10%以上的骄人数字，1958年是苏联12%年增长率的最后记录，1960年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7%，1970年代降到5.5%，1980年代更下降为3.1%。[22]

消费情结是很容易在大众心中培植蔓延的，当消费品的多寡成为衡量生活质量和制度优劣的标准之后，民众不仅燃烧起了消费的热情，而且也焕发出了对消费品匮乏的反抗。

这种反抗在苏联多数表现为对政府的批评，在东德则可以有一种更为特殊的表现形式：逃往西柏林。西德位于冷战对峙的最前线，在美国的“心理战”中西德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战场。美国不断地在西德及其周边地区举办宣扬美国消费品丰富的展览，主题是“更佳生活”[23]，东德公民从西柏林的商店橱窗中还可以更为直接地看到西方的“更佳生活”消费品实况。

面对公众对消费品的渴望，东德领导人在1958年第五次党代会上宣告：东德的人均消费要在1961年赶上或超过西德。[24]但是东德的消费品并没有大量增加，尤其是与农业相关的商品，在1959年强力推行农业集体化之后，竟发生了食品短缺的严峻问题，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东德人逃往西方寻求“更佳生活”。1960年的记录显示，和1959年相比，每月逃亡的人数同比增加了100%以上。1961年东德修建了柏林墙，以便阻止更多的逃亡。[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