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全球南方的共鸣：告别“华盛顿共识”的集体探索

印尼的财政转向，并非孤立事件。从阿根廷到巴西，从土耳其到南非，全球南方国家正在集体反思“华盛顿共识”的局限，尝试走出各自的道路。这股潮流，本质上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经济规则的挑战。长期以来，IMF和世行把“财政紧缩、市场开放”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唯一出路，但现实一次又一次证明，这套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

阿根廷的故事，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上世纪90年代，梅内姆政府几乎照搬IMF的改革方案：财政紧缩、国企私有化、比索与美元1:1挂钩。短期内，通胀得到控制，经济出现繁荣；但长期看，竞争力丧失、债务累积，最终在2001年爆发震惊全球的主权债务危机。此后20多年，阿根廷始终在“紧缩—危机—再紧缩”的恶性循环中挣扎。今天，米莱政府推行的“休克疗法”，再一次把社会推向对立与撕裂。

对印尼而言，这是一记警钟：如果过度依赖外部规则与处方，忽视自身结构与社会承受力，最终可能迎来的不是稳定，而是“被外部规则反噬”。

相比之下，巴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卢拉政府拒绝紧缩，优先解决饥饿和贫困问题，把社会底层的支持转化为稳定的经济增长。事实证明，保障基本民生不仅不是经济发展的“拖累”，反而是增长的坚实基础。今天，卢拉推动区域货币结算体系，也是要把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土耳其则选择了一条“非主流”的道路。埃尔多安不顾主流经济学的警告，坚持降息与扩张财政，把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大众感受到政府在为他们花钱”的逻辑上。即便付出高通胀代价，他依然在选举中胜出。这说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众更关心“政府有没有站在他们一边”，而不是“财政报表是否符合IMF标准”。

这些经验与教训，都让印尼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它既不想像阿根廷那样被困于债务陷阱，也不想像土耳其那样冒险“逆行”。普拉博沃和普尔巴亚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在财政纪律与民生支出之间寻找平衡，在吸引外资与增强自主之间维持张力。这种“平衡术”能否成功，将直接影响全球南方的信心。

2024年7月11日至13日，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第二届高级别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16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机构的代表参会交流研讨。本届会议下设“推动全球南方现代化”等5场平行分论坛。图为7月12日，“分论坛一·推动全球南方现代化：新路径、新愿景”专题研讨环节。 图自中新社

正如《求是》2025年第16期《怎样认识全球南方》文章指出的那样：发展振兴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但由于规则制定权长期掌握在西方手里，发展中国家的空间极其有限。今天，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唯有推动“规则觉醒”，才能打破既有的不平等格局。印尼的尝试，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至少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发展中国家完全有权利，也有必要探索自己的发展之路。

六、未解的挑战：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尽管印尼的财政转向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要实现“兼顾稳定与民生”的目标，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这些挑战，既是印尼自身的问题，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困境。

·利益集团的阻挠：改革深水区的硬骨头

印尼政府在资源领域推进偷漏税整治，引发地方政府与部分资源型企业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首长与资源企业仍在通过隐性合作推进矿业开采——这种联动模式，足见既得利益群体不会轻易放弃既得权益。

·国企效率的短板：国家干预的双刃剑

印尼在关键资源领域推动国有持股加强，但效率问题一直存在。以Antam为例，其效率通常被认为低于私营企业，印尼政府尝试引入职业经理人和绩效改革，但改革推进受高层和工会抵制。

·财政平衡的压力：扩张与稳定的两难

长期来看，民生支出的增加仍需稳定的收入支撑。2025年第一季度，印尼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0%，其中民生支出占比从45%升至52%，但财政收入仅增长6%，收支缺口较去年同期扩大。若未来资源出口价格下跌（印尼财政收入的40%依赖资源出口），或融资渠道出现波动，财政平衡将面临严峻考验。民生支出快速上升，但财政收入增长相对滞后。这使得一旦资源收入下降或融资出现波动，支出与收入差距可能导致财政脆弱性加剧。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全球资本与地缘政治冲击

如美联储加息和全球资本回流对印尼资本市场和外汇储备造成压力；能源价格上涨也加大了燃油补贴预算。

·行政效率的瓶颈：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免费午餐计划在部分偏远地区因行政效率低和网络限制，执行不畅；中小微企业扶持难以触达底层。数字政务改革虽启动，但受基础设施限制仍难高效落地。

这些现实挑战清晰表明，印尼的财政转向并非“一劳永逸”的单次改革，而是需要长期深耕、持续推进的“系统工程”。加之印尼政府过往政策常存在变动性，事实上，改变财政政策的方向本身并不困难，真正的难点在于打破政策背后固化的利益格局、理顺僵化的行政体系、重塑失衡的经济生态——这显然需要政府、企业与民众形成合力、共同发力，绝非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一蹴而就之事”。

七、全球南方的“试错”与未来

印尼的财政换将，本质上是一场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发展”试错。从穆利亚尼的“纪律优先”到普尔巴亚的“平衡兼顾”，从依赖西方金融规则到探索非西方融资渠道，印尼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命题：如何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既守住经济稳定的底线，又实现民生改善的目标？如何在不被西方规则“绑架”的前提下，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这场试错的意义，早已超越印尼本身。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印尼的实践提供了三种启示：一是“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自身国情，调整财政政策的优先级，不必盲目遵循西方主导的“紧缩教条”；二是“融资渠道可以多元化”，金砖新开发银行、亚投行等机构的崛起，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选择，减少了对西方金融机构的依赖；三是“改革需要务实平衡”，既要打破既得利益，又要避免引发市场恐慌，在稳定与变革之间找到平衡点。

当然，印尼的道路能否成功，仍需时间检验。若普尔巴亚能持续通过打击漏税、改革国企、优化支出结构，实现“高增长、低赤字、惠民生”的平衡，印尼可能成为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的样板；若改革受阻，出现通胀失控、资本外逃等问题，也可能让其他国家对“打破西方规则”望而却步。但无论结果如何，印尼的尝试都值得尊重——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勇气：敢于摆脱“路径依赖”，敢于为自己的命运做主。

这条路或许充满荆棘，但对渴望摆脱依附、实现自主发展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这是必须迈出的一步。而印尼的故事，也将继续在“稳定与公平”“开放与自主”的平衡中书写下去。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印尼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