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远瞳】

一、雅加达的分歧：市场与民生的撕裂

在印尼，财政政策的走向始终牵动着两类群体的神经：一端是紧盯汇率与股指的国际投资者、金融从业者，另一端是关心燃油价格、粮食补贴的普通民众。这种分歧在本次财政部长人事变动中被推向极致——当“财政纪律”的践行者到“民生优先”的推动者的权力交接，本质上是印尼在“稳定”与“公平”之间做出的艰难抉择。

斯里·穆利亚尼在卸下财政部长职务，并与财政部的国家公务员告别后落下眼泪。 视频截图

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员们，对“财政铁娘子”穆利亚尼的名字并不陌生。在他们眼中，这个曾任职世界银行的女性，是印尼经济的“定海神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两次冲击中，正是穆利亚尼坚守“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政府债务率低于60%”的铁律，让印尼在东南亚新兴市场中保持了汇率相对稳定、外资未大规模撤离的局面。外资投行的研报里，她的名字常与“可靠”“理性”挂钩，成为国际资本衡量印尼投资风险的重要指标。

在经济学者的账本上，财政纪律往往是优先级最高的指标；但在出租车司机、农民和小商贩的生活中，衡量财政政策的标准却只有一个：能不能让他们少一点压力。穆利亚尼执掌财政十年，她的“铁律”确实帮助印尼维持了宏观稳定，却也在民间积累了不少怨气。

疫情期间，印尼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失业率一度冲高至7%以上，社会各界甚至担心会接近9%。在那样的背景下，国会和舆论呼吁扩大社会救助，但财政部更强调赤字与债务风险，导致部分扩张性措施被压缩。站在宏观层面，这是“审慎”；可在无数陷入困境的家庭眼里，却显得“冷酷”。

2022年后，随着财政赤字压力加大，政府对燃油与化肥补贴的预算与发放机制进行了调整。这些举措在政策逻辑上是为了“精准”与“高效”，但落到基层，就是油钱上涨、农资变贵。出租车司机和农民很少去关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他们只会抱怨：为什么油价又涨了？为什么肥料又难买了？

正因如此，在街头巷尾，穆利亚尼常常被贴上“只关心IMF评价，不关心老百姓能不能吃饱”的标签。诚然，这种说法情绪化，也未必完全公允，但它折射的却是基层真实的感受：财政政策不只是数字游戏，而是真真切切影响生活的力量。

这种撕裂背后，折射的是印尼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作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印尼一方面需要维持国际市场的信心，以吸引外资、稳定汇率；另一方面又必须回应庞大人口的民生诉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印尼至今仍有数千万居民生活在贫困或脆弱边缘，粮食与能源价格的任何波动，都会直接威胁到他们的日常生计。

正因如此，财政部长的人事调整，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岗位更替，而是在打破一个脆弱平衡。穆利亚尼的“守纪律”模式，让国际资本放心，却让不少基层觉得“活不下去”；新任财政部长普尔巴亚的“铁腕治税”与“民生优先”，则是在尝试重构这一平衡。

某种意义上，这已不仅是印尼财政政策的选择，而是一场关乎国运的试验：印尼能否在不完全依赖西方主导的财政规则下，探索出一条既能稳住大盘、又能让老百姓真正受益的自主发展之路？

二、穆利亚尼的遗产：铁腕纪律与未解的民生困局

要理解这场试验的意义，必须先梳理穆利亚尼留下的财政遗产——一套在国际市场看来“完美”，却在国内引发争议的政策体系。

2005年，43岁的穆利亚尼首次出任财政部长时，印尼刚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中缓过劲来。彼时的印尼，政府债务率接近90%，通胀率一度高达近80%，印尼盾兑美元汇率较危机前贬值超过80%，中产阶级大量破产，地方政府因缺乏资金一度陷入停摆。

上任后的穆利亚尼把“重建财政纪律”作为首要任务：她大幅削减燃油等低效补贴，推动部分亏损国企的市场化改革，严格执行“赤字不超过GDP 3%”的红线制度，甚至顶住地方政府压力，暂停了一批缺乏资金保障的基建项目。

这套以“紧缩”为核心的政策，很快显现成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泰国、马来西亚的货币大幅贬值，经济陷入衰退，而印尼凭借稳健的财政纪律和外汇储备管理，成为当时少数保持正增长的新兴经济体之一，2009年仍实现了约6%的经济增速。2010年，穆利亚尼转任世界银行常务董事，直至2016年重返雅加达，再次掌管财政部。面对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导致的财政收入下滑，她推出税收特赦计划、扩大税基、打击偷逃税，将赤字率稳定在3%以内，公共债务率维持在GDP的30%上下，因而获得国际评级机构的普遍好评。

但“纪律”的背后，是民生领域的妥协。穆利亚尼的政策逻辑，本质上遵循了“华盛顿共识”——通过财政紧缩、市场开放、国企改革来换取国际资本的信任。这种逻辑在经济平稳期尚能维持，但在危机或民生压力加剧时，矛盾便会爆发。

2022年，印尼面临全球粮食与能源价格上涨的双重冲击。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11月大米价格在米厂层面同比上涨约10%–11%，中等质量米涨幅更超过11%。同年9月，政府对补贴燃油价格进行调整，汽油价格上调近30%，引发学生、工人及民众在多个城市（如雅加达、泗水）发起抗议，表达对生活成本飙升的不满。

更具争议的是2024年的“议员津贴事件”。当年6月，印尼议会通过法案，将议员月薪上调约20%，与此同时，穆利亚尼在国会听证会上强调“部分民生预算可能需要压缩以控制赤字”。这种“官民待遇反差”，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反弹，财长穆利亚尼虽未直接主导议员加薪，但因其在听证会上强调削减民生预算，成为公众不满的主要承受者。让她的声望跌至任内低点——多项民调显示，支持其财政政策的比例明显下滑，大多数民众认为“政府应优先保障民生，而非死守赤字红线”。

穆利亚尼的困境，折射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难题：在西方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中，发展中国家若想获得国际资本认可，往往不得不接受“财政紧缩”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却可能与国内民生诉求产生尖锐冲突。当这种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政策转向便几乎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