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政治常青树”默克尔执政16年内曾12次前往中国，成为任内访华次数最多的西方国家领导人。这项纪录几乎不可能被打破，无论在德国还是中国，它都被视为衡量德国对华政策的一杆“隐形标尺”。

默克尔在对华关系上的特点是“政经并重”：不仅每次访华时众多经济界要员相随，德国企业在中国遍地开花；第一次连任成功后，她还与中方在2011年达成了“政府磋商机制”（Deutsch-Chinesischen Regierungskonsultationen），为双边关系的制度化发展奠定了框架。

如今，中德关系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低潮，在新的国际局势推动之下，默茨（Friedrich Merz）在就任德国总理近10个月后，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代表团规格较高，据公开信息显示，随行包括9家达克斯指数（DAX）企业及约30位首席执行官，规模不逊于默克尔时期。

2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默茨。

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此前访问日本、印尼和印度时对华表态强硬相比，今年德国对华政策的基调似乎出现明显变化。

这是柏林的“权宜之计”还是“长远布局”？欧盟对华政策的“三重定位”前景如何？中德关系是否还有可能回归默克尔时期“政经并重”和“携手共赢”的局面？

笔者将根据自己的观察对此作出分析。

特朗普“功”不可没：转折的外部推力

无需揣测默茨个人对华认知是否发生本质转变，但德国外交口径的变化确实发生在短期内。

在默茨上任前后，其对华言辞总体偏于批评，合作意向并不明显。外长瓦德富尔的态度更为强硬（请参阅笔者此前写过的两篇分析文章），给人的印象是延续了绿党时期“基于价值与规则”的外交风格，强调制度差异与价值分歧。

即便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并对包括欧盟在内的多方发动关税战，德国对华政策并未明显转向。相反，为了安抚特朗普，欧盟在与美国的关税谈判中曾把中国当作祭盟的“牺牲品”，为此不惜接受一个对自己颇为不利的协议。

根据笔者的观察，白宫数番挥舞关税大棒、其政府要员对欧盟的言语羞辱和政治干涉、大举退出国际组织、违反国际法干预他国事务（包括公然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等，均未真正动摇柏林对北大西洋关系的信心和期许。

真正的心理转折，始于所谓的“格陵兰岛危机”，

特朗普政府以所谓“应对大国竞争”“中俄势力渗透”“确保北极安全”为由，试图通过购买或纳入安全体系等方式控制丹属格陵兰岛。这不仅折射出美国从全球主义转向单边主义与领土扩张的战略转型，更对盟友关系、欧盟利益和北极地区的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

用“是可忍孰不可忍”来形容此后欧洲绝大多数政要的心境毫不为过。

今年1月15日，德国向格陵兰岛派遣13名士兵，作为与欧洲其他国家联合开展的一项考察任务，18日这些士兵离开格陵兰岛。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默茨在重大正式场合，如今年1月在联邦议会就外交政策发表演讲、2月慕安会和基民盟“圣灰周三（politischer Aschermittwoch）政党集会，均认定“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终结，赤裸争霸的“大国政治”（Großmachtpolitik）正在回归。

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德国政府认为必须修正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对华关系并不奇怪。

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施潘（Jens Spahn）说得更明确：“我们终结了说教政策”（die Politik des Zeigefingers）。他这里所指的是绿党推行的“教师爷”和“道德婊”外交风格，主张在外交和安全领域采取“更加明确、强硬和减少说教”的行事方式，重拾默克尔任内的务实路线。

之前，为了留住“山姆大叔”，德国及其西方盟友忍辱负重，不惜牺牲中国利益；如今，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尝试拉近与中国的关系。

显然，默茨是在学习和模仿卡尼的做法，但这位加拿大总理对美国的“相背而行”并非自己有了“政治外心”，而是“被逼无奈”。因此，美国的西方盟友最近陆续转向中国，特朗普的“骚操作”和“瞎折腾”功不可没。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大西洋联盟的“掘墓人”舍他其谁？

对华“三重定位”的失败

这个新的现实和趋势实际上也显示，欧盟委员会数年前制定的对华战略的“三重定位”已开始动摇。美国的欧洲盟友们为自己“盲目和无奈”地跟随华盛顿浪费了宝贵的追赶时间，并付出了惨痛的利益代价。

实际上，冯德莱恩2019年就任欧盟委员主席后开始推行的这项举措（“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制度性对手”），正是迎合特朗普对华战略的结果。

当时，既迫于美方的压力，又觉得受到中国实力的挑战，欧盟战略团队琢磨出这么一个“看似清晰、实质模糊”的对华战略来，目的是既能向美国交差，又能在对华关系中找到随时可以切换的自洽位置。

如今，德国和欧盟对美国的看法有了基本的改变，不敢再将其视为可靠的伙伴。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对华战略自然有了调整的必要。

当然，中国在自身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战略自信“和对欧政策中所展示的“战略耐心”也促成了西方内部的对华转识。

中国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告诉欧盟：“我们是伙伴，不是对手”。此话在很长时间内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和“无可奈何”；现在回看，很多观察员才发现其中的妙处。反倒是冯德莱恩推行的对华“三重”定位和不久前主持达成的欧美关税协议，夯实了欧盟自己在国际政治中份量锐减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