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Gipfel”这个字在德语中有三层意思：地理范畴中的“山峰”、抽象意义上的“顶峰”或“高峰”，以及政治概念中的“峰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峰会多意味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危机多。

国际上问题错综复杂，接二连三，所以，5月刚上任的德国总理默茨不得不到处去开峰会，以至于被国内舆论称为“外交总理”。

若干年以来，国际上狼烟四起（军事冲突、商贸关税战等），严重依赖出口的德国各行各业自然难以独善其身，加上自身的结构性问题，所以国内的各种峰会竞相登场：

如去年10月份在法兰克福举行的“数字峰会”（Digitalgipfel），研讨已经落伍的德国和欧洲如何赶上国际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先进潮流。

上月9日，柏林总理府举办“汽车峰会”（Autogipfel），会商如何度过汽车行业及其供应链的“冬季”。几乎同时，荷兰政府以“强取豪夺”的手段，对中国闻泰科技全资控股的安世半导体公司（Nexperia）进行粗暴干预，引发一场几近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的“安世之乱”，让德国车企雪上加霜。

一个月之后，德国总理府又迎来另一场“峰会”：本月6日，默茨亲自主持的“钢铁峰会”（Stahlgipfel），聚集了政府、企业、工会和多个联邦州的高级代表，主要讨论德国工业核心之一的钢铁行业所面临的困境及未来发展路径。

钢铁峰会后，默茨总理和克林拜尔与行业负责人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

默茨在会议中强调德国钢铁业正面临“威胁生存的危机”（高能源价、绿色环保、美国关税和国际竞争），提出在欧盟层面加强贸易保护，推动本土市场优先使用欧洲和德产钢材。面对国际竞争和能源转型的多重挑战，默茨呼吁稳定能源供应并采取措施减轻企业负担。这场峰会被视为德国政府与产业界共同寻求强化本土钢铁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政治信号。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德国政府近日又宣布建立每年两次的“对华依赖评估”机制（Mechanismen zur Prüfung der Abhängigkeit Deutschlands von China），这一决定被视为德国经济战略重组的信号。

“对华依赖评估机制”出笼的来龙去脉

该机制的出笼不是德国政府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早有铺垫。

早在两年前，联盟党（Union）议会党团就曾在联邦议会提交过一份题为《成立委员会审查具有安全重要性的德中经济关系》的动议（20/9323）并进行了讨论。

该动议建议委员会由19名成员组成，以审查“在贸易和地缘政治环境变化以及全球竞争压力下，如何在国家和欧洲安全框架内提升能源和原材料进口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重点研究“价值链”（Wertschöpfungsketten），尤其在能源和原材料进口方面，同时评估“依赖性”和“脆弱性”。此外，还将调查中国投资者在德国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现有投资及潜在投资机会。委员会还须对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审查，以实施所谓“去风险化”（De-Risking）策略，即减少在特定进口商品以及部分出口或销售市场上存在的依赖性问题。

该动议最后被移交给议会的经济委员会（Wirtscchaftsausschuss des Bundestags）作进一步审议。

去年4月10日，该“经委会”专门就此进行了深入讨论。当时，受邀与会的6位专家一致认为，德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并不像通常被认为或宣传的那样严重。

·比尔勒费尔德大学和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贸易政策负责人欣兹（Julian Hinz）表示，如果客观审视数据，会发现德国对华贸易仅占对外贸易的约9%。

·梅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负责人胡塔里（Mikko Huotari）也指出，在没有战略依赖的领域，大部分经济关系仍可顺利进行。如果不是涉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德国与中国的关系仍可被评估为正面。

·即便绿党提名的专家、中国事务研究员鲁利格（Tim Nicholas Rühlig）也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无碍”，但强调必须在关键问题上划清界限。他表示：“过去几年我们通过合作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国际市场部负责人施特拉克（Friedolin Strack）指出：BDI支持“去风险化”（De-Risking）方法，但认为强制企业加入某种透明度系统并非明智之举。

·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Stiftung）亚太与中国高级专家荣布卢特（Cora Francisca Jungbluth）表示，中国自身也在推行去风险化战略。“他们称之为‘中国制造2025’，目标是减少对外国产品的依赖，同时增加国外对中国的依赖。”

·德国工商大会（DIHK）亚太事务部中国负责人凯尼格（Thomas König）呼吁要更加关注德国本土营商环境。他强调：“我们必须采取贴近企业的行动，因为增加企业的官僚负担无益于竞争力。相反，应减少官僚程序，以保持德国的竞争力。”

联邦议会经委会讨论德中经济关系

由此可见，虽然政客和媒体一再危言耸听中国的“危险性”，但学者和企业代表的看法起码到去年为止依然认为德中贸易利大于弊。

默茨政府这次决定成立委员会，显然与本国工业龙头企业下行趋势不减以及国内外局势的不安定有着密切关系。

前者体现在前面所述的各类“峰会”上，后者则植根于更广泛的国际贸易格局变化中：2025年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尚未平息，全球供应链风险层出不穷。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既面临来自美国集团的战略压力，也要平衡自身经济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

随着对华贸易评估机制的确定，柏林的政经路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过去，德国以市场效率作为经济治理的最高准则；如今，这个准则正被保护主义的“风险识别”和“安全意识”所取代。

从表面上看，德政府似乎是回应了产业界对供应链脆弱性的担忧，实质上显示柏林对西方把控全球化已失去信心。德政府正试图以此缓解自己的地缘安全焦虑，用一种制度化方式来检验自身的开放底线，重新界定与中国乃至全球化的关系。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政策修正，而是一场关于安全、信任与未来合作的思维重构。

默茨本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去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政策已“无法应对当前全球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必须以“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为导向”，强化贸易保护和产业安全，这在其支持对中国钢铁提高进口关税等做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说白了，德国为了应对眼下的危局，不惜采取自己以往一直嗤之以鼻和强烈诟病的措施：对内靠补贴来加强企业的竞争力，对外则筑起保护主义藩篱来“护犊子”。一句话：德国正在慢慢告别“全球化”，转向保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