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下周一和周二，本是瓦德富尔（Johann Wadephul）访华的日子。然而，这位德国外长的首次中国之行却被临时取消了。德方公布的理由是：中方除了外长王毅接见之外，没有“确认”其他任何会商安排。

言外之意就是，议程太单薄，涉及不到德方的“核心关注”（稀土、半导体、自由航行等）。大白话就是：这样去中国，去了也白去。于是，德国外交部发言人给自己搭了个台阶，称“访问将延后进行，外长将与中方电话沟通”。

按照外交常识，领导人出访前双方团队会对议程、时间、规格等进行充分沟通。如果出现“情况”，一定有具体的事由，只不过，有的事由能说，有的则难以公示，只得用“外交辞令”来圆场。

这次瓦德富尔访华未成行的原因，他本人应该心知肚明。说实话，笔者日前获悉他将访华时很诧异，也不理解中方为何还要接待这位上任后“利用任何机会不遗余力对华发表不友好言论”的德国外长。

特朗普以武力和关税对他国进行公然讹诈，荷兰政府明抢豪夺中国产业，欧美准备挪用他国资产援乌，以成千上万加沙平民的生命代价来换取地产项目落地，日前举行的欧盟峰会正在摩拳擦掌地准备对中国的稀土管控政策采取所谓“核选项”反制措施（《反胁迫工具法案》）……

在西方国家及其领导人已堕落到可以“赤膊上阵”“瞒天过海”“明火执仗”的今天，中国的以礼相待恐怕不会打动维京后人，或许还容易让人联想到“东郭先生”。

“焦点在线”：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左）和资深媒体人施泰因加特（右）德媒截图

施泰因加特（Gabor Steingart）属于为数不多的批评本国对华政策的德国资深媒体人。10月23日，他在“焦点在线“（Focus-Online）上发表评论，题目是《惩罚而非学习：瓦德富尔延续贝尔波克的道德化对华路线》（Strafen statt lernen: Wadephul setzt Baerbocks moralisierenden China-Kurs fort），对德国政府的中国政策进行了一次”清算”。

施泰因加特到底说了啥？

施泰因加特开篇单刀直入，明确指出瓦德富尔继承了前任贝尔伯克的对华“道德化批判立场”，他认为其实有一种更好的策略：鉴于中国展示出来的持续发展经济的能力，德国应该“向中国学习，而非惩罚它”。

他批评德国现任外长在对华关系上“找不到调，踩不到点”（findet nicht den richtigen Ton），与布伦塔诺、勃兰特和根舍这些备受世界尊敬的德国外长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他写道：正因如此，当瓦德富尔这次出访中国时，本国最重要的企业领袖选择留在国内，而北京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也都“另有要事”。

他指出，德国驻华大使日前之所以被中国外交部召见，正是因为瓦德富尔行前居然声称“中国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以此证明自己霸权野心的合理性。” 这一表态令友方与对手都感到不解，因为这一指控毫无证据。

他强调，中国本身如如不动，变的其实是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我们的“西方视角”：

过去，中国人是我们的伙伴；如今，他们是我们的战略竞争者。

过去，我们钦佩中国；现在，我们害怕中国。

过去，我们只知他们的产品有成本优势；如今，我们才惊觉自己已受制于人。

过去，我们希望帮助它发展，从而为我们的商品提供市场；现在，我们试图阻止或至少减缓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步伐。

他继续分析道：“我们现在不再觉得中国有用，而是觉得它危险。因此，欧盟仿效美国，继续对中国征收更高的关税。这种政策不仅伤害中国，也损害西方利益——从贸易数据中可见一斑。毕竟，德国和中国都是出口大国。

施泰因加特认为更理智的做法是：不要盲从“华盛顿政治工厂”（politische Fabrik von Washington）制造出来的“时尚”。或许，我们还能向中国学到点什么。”

近日，荷兰“强抢”中资控股的安世半导体引发芯片断供，德国大众汽车准备暂停生产部分车型。图为德国萨克森州茨维考的大众工厂。

他例举了以下五个可供德国借鉴的领域：

一、电动汽车

2025年上半年，中国纯电动汽车（BEV）在新车市场的普及率接近50%，首次占据一半市场份额。相比之下，德国的新车中仅有18%为电动汽车。当特斯拉以高价车型“自上而下”地重塑市场时，中国则以平价产品“自下而上”地颠覆了格局。

二、市场经济

二战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曾是个饥荒频发的贫穷农业国。邓小平推行市场化改革，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到21世纪初，中国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近3%，位列全球第七大经济体。25年后，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花旗银行预测：“中国的GDP将在2030年代中期超过美国。”

三、产业政策

中国共产党并未盲目依赖市场经济。其强劲的增长得益于“私人市场活力＋国家产业政策”的混合模式。正如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基尔（Joel Mokyr）、阿吉翁（Philippe Aghion ）和霍威特（Peter Howitt）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并非补贴过去，而是投资未来。国家有针对性地支持关键科技，组织实现它所需的原料和资源（如稀土战略）。中国政府将“创新驱动发展”定为国策，坚持“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创新是增长的最强动力。”

四、国家资源战略

中国有天然优势，拥有全球已探明的最大稀土储量，并懂得将其运用于对外谈判，尤其在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中表现突出。中国实施出口限制后，特朗普威胁要中断与习近平的谈判，并加征100%关税，但48小时后他不得不退缩。彭博社记者K. Oanh Ha在播客《The Big Take Asia》中评论道：“特朗普的退让证明，稀土武器是真正值得畏惧的筹码，它让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占据了重大优势。”

五、贸易政策

尽管美中贸易战仍在持续，但中国今年仍有望继续保持“出口冠军”的地位。凭借近一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国的廉价商品——如Shein与Temu的产品——正在涌入西方市场。有些人认为那是威胁，但也有人认为：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根本离不开这些中国产品。

结论：对中国，西方不应敌视，而应好奇。如今，连哈佛肯尼迪学院都在课堂上研究“中国模式”，譬如“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可以向中国学什么？”

最后，施泰因加特还诙谐地建议瓦德富尔“悄悄混进课堂里去听讲，这对他本人和德国出口产业的根本利益都有好处”。

德国背离“务实外交”是没有筹码的表现

默克尔之后，德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现实利益” 被“道德捆绑”取代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并非偶然，而是西方日渐衰退大背景下“制度自信”与“现实焦虑”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的体现。

德国的对华政策——无论是帝国时期，一战前后，还是冷战后期——其主线始终以现实利益为基准，这是由这个国家的地缘位置和历史遭际所决定的。德国人的民族个性中虽然有“重道德”“认死理”的特性，但外交“道德化”在德国历史中却是个“异数”。

默克尔执政晚期，也就是从社民党的马斯（Heiko Maas）担任外长开始，德国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趋浓。到了上届“交通灯”政府，外交部被绿党把持，贝尔伯克将“白左”那套“政治正确”理念生硬地植入外交领域，致使德国对外形象的分裂：一派是以绿党为代表的所谓“基于价值观的外交”，强调人权、气候伦理与制度优越性；另一派则是以企业界和务实派学者为代表的“接地气外交”，主张与不同制度的国家进行理性互动与战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