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建国初期的以色列面临的严峻生存危机，迫使领导层不得不做出痛苦而务实的选择。

1952年初，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不得不用冰冷的数据向阁员们摊牌。他说：“拒绝德国的赔款，就意味着我们每个月要多饿死一万名以色列儿童。如果没有外部援助，以色列可能在六个月内就会崩溃。”

是保证国家和民族的继续生存，还是让深植于民族记忆中的伤痛和愤怒来主导对德态度 —— 这是一个基于残酷现实而非情感考量的生死抉择。

西德最初对犹太人的赔偿并不积极，阿登纳最后之所以提出赔偿建议，是因为此时的波恩希望尽快重新被国际社会接纳，恢复自治权，甩掉“战败国”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而赔偿（Wiedergutmachung）是一个赢得好感的最佳捷径。

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与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在卢森堡市政厅签署《德以赔偿协议》dpa

1952年9月10日，西德和以色列的代表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下签署了《卢森堡赔偿协议》（Das Luxemburger Abkommen）。签约仪式本身就充满戏剧性和象征意义。为了防止以色列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可能的袭击破坏，以色列安全部门在会场外部署了狙击手，荷枪实弹地警戒着会场。

这份协议的内容清晰地反映了以色列既屈从于现实需求又试图保持道德距离的矛盾心态。西德承诺在12-14年内支付总计34.5亿德国马克（按当今购买力估算约合100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赔偿方式并非简单的现金交付，而是非常具有针对性：45%是以色列重建经济急需的原油和工业钢材；30%用于购买船舶和机械设备，以提升其运输和工业能力；仅有25%为外汇现金。这实质上是以色列经济重建的一份“人寿保险”。

除此之外，协议中包含未公开的“隐秘”条款：西德承诺向以色列秘密提供关键武器的设计图纸和技术援助，协助其建立初步的军事工业基础。在协议执行的头十年（1953-1962）中，西德提供的钢材满足了以色列工业用钢需求的82%，使其制造业从占经济比重19%跃升至37%。德国的赔偿，从最初的道德象征，迅速转变为支撑以色列经济起飞的实际支柱。

但两国民间的隔阂与敌意在19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依然坚冰难融。普通的以色列人拒绝购买德国商品，抵制德国文化，对任何踏上以色列土地的德国人充满戒备。用犹太历史学家耶利内克（Yeshayahu Jelinek）的话来说，“这种反德倾向尤其表现为一种对德国及一切德国事物的非官方禁令，即自发性的抵制”

这种僵持的局面，直到1960年5月才被一个轰动世界的事件打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经过多年追捕，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成功抓获了潜逃多年的前纳粹高官、大屠杀“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的主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庭上还在辩护的艾希曼

1961年4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被公开审判。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世纪审判，成为以色列乃至整个世界重新审视大屠杀的转折点。超过一百位大屠杀幸存者走上证人席，以颤抖的声音、痛苦的记忆和确凿的证据，向全世界，尤其是向德国本土，揭露了纳粹屠杀机器的冷酷、高效与残忍。

审判过程被全球媒体广泛报道，在西德社会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灵魂深处的拷问。许多德国人，特别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第一次如此清晰、具体地了解到他们的国家在不久前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

这场审判迫使整个德国社会更深入、更痛苦地面对那段黑暗历史，关于集体罪责、个人责任和国家记忆的辩论空前激烈。虽然未能消除仇恨，但它客观上为德国社会理解以色列的伤痛提供了具体场景，也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解冻创造了一种必要的社会心理氛围：一种基于对历史真相共同认知的、同时又极其脆弱的基础。

“哈尔斯坦主义”阴影下的相向而行

1965年1月，一则消息在波恩的政圈内炸了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受埃及总统纳赛尔的邀请将对开罗进行国事访问。这意味着，如果此行成功，西德的外交政策基础，即“哈尔斯坦主义”，将面临严重挑战。

“哈尔斯坦主义”始于1955年，得名于另一位“瓦尔特”：时任西德外长瓦尔特·哈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其内涵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单独代表权”，也就是联邦德国（西德）坚称自己是德意志唯一合法的国家。

根据这个“有我没他”的原则，波恩将任何对东德的承认视为“不友好行为”，并将以经济及外交抵制手段来回应相关国家。此原则实施了差不多十年，从未受到真正的挑战。乌布利希的外交空间基本局限在苏东集团内部，而这个局面将被埃及的纳赛尔打破。

时任西德总理艾哈德（Ludwig Erhard）在联邦议院严正指出：“谁将乌布利希当作一个主权国家的元首来对待，谁就是在与分裂德意志民族的势力勾结。”波恩朝野一致认为，必须对纳赛尔的挑衅做出回应，只是对回应的形式未达成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乌布利希受邀前往埃及的消息，是在联邦德国和以色列正就秘密输送武器进行谈判的内幕曝光之后才流传开来的，而西德官方对外一直宣称自己在奉行不向紧张地区输送武器的政策。

波恩以为自己与以色列的秘密交易会长期留在黑箱之中，也没意识到与犹太国家发展关系本身其实就已经在阿拉伯国家埋下了“反噬”的伏笔。更糟糕的是西德政府的危机公关说辞，它竟然称武器交易的新闻是“有人蓄意策划的干扰行动”，目的是损害德阿关系。

不久前，德国130名驻外大使和外交官集体上书外长瓦德富尔（Johann Wadephul），反对政府过分宽容的对以政策。与此相同，当年的西德外交官们也认为有必要阻止波恩与耶路撒冷之间官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这将导致大批阿拉伯国家与东德建交。

西德外交部有声音警告：“由于我们通过意大利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消息被公开，我们的中东政策已进入一个极其危急的阶段。”西德驻开罗大使费德雷尔（Dr. jur. Georg Federer）表达得更直白，他认为“目前处于十字路口的不只是我们的中东政策，而且还有我们的德国政策（意指哈尔斯坦主义）”。

很显然，埃及准备以国家元首的规格接待乌布利希，是阿拉伯世界对（西）德以关系和军援交易的“棒喝”。因此，波恩在处理对以关系时不得不顾及冷战大背景下与民主德国的国际竞争，支持以色列意味着将阿拉伯世界拱手让给东德政府。

以色列在“受害者”心态的驱使下，认为西德为它所做的一切都是“忏悔”和“赎罪”的表示，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当总理艾哈德在给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Levi Eshkol）的一封信中解释本国的两难处境、并强调对以关系不该冒险损害“德国切身利益”时，得到的反馈是“德国向纳赛尔投降了”。随之而来的是以方舆论对联邦德国的猛烈抨击，众多国际犹太组织也批评波恩的路线，呼吁国际社会抵制西德商品的声音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