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于7月24日抵华，参加第二十五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由于这次峰会的举行正值中欧建交50周年，因此中方为此作出了诸多努力。王毅外长不久前出访欧洲，与各方进行了认真务实的磋商和交流，双方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同步全面取消相互交往的限制，恢复立法机构间的正常交流；在经贸摩擦问题上展现灵活性（涉及电动车最低进口价格机制、白兰地价格核心条款、稀土贸易开启“绿色通道”、减少反制措施等）。

可是，就在峰会举行前不久，中欧不少老问题未彻底解决，欧方又制造了一系列新的摩擦：将中国医疗设备供应商排除在欧洲共同采购合同之外；批评中国的市场准入限制；指责中方在俄乌战争中为莫斯科撑腰、欧盟在对俄实施第18轮制裁时波及中国实体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消息称，原定两天的中欧峰会被压缩至一天，计划中双边在合肥举行的商业论坛也被取消。人们不禁要问：裂痕之上还能共建桥梁吗？

中欧互信今何在？

中方对欧盟首脑的接待规格依然很高，礼仪也很周全，但双方也都明白，中欧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已出现一定程度的“硬伤”。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在过去十年，尤其是自2019年欧盟首次将中国正式定义为“系统性对手”之后，裂痕就在加速扩大。它不再是某一项政策、某一个词汇或某一种制裁引起的摩擦，而是叙事体系的不兼容，更是对未来世界秩序路经的不同诠释和价值观层面的嫌隙与对立。

欧方不再认为中国愿意变成“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而中国也不再指望欧盟在中短期内能展现摆脱美国影响的独立外交姿态。其实，双方早意识到各自文明体系的基础并不对称，但从现状来看，彼此的理解并未得到改善，更谈不上互信的增加了。

这种潜移默化的转变，表现在公文条款细节中对关键分歧的回避，以及欧方一次又一次对中方立场的“歪曲和误解”中。西方把它叫作“审慎竞争”，中国称其“政治化趋势明显”。但更准确的名称或许应该是：“系统性冷淡”。

曾几何时，中欧关系常被誉为“全球化典范”：贸易结构互补、科技交流热络、高等教育互通、地缘无冲突、理念颇包容。然而，这个“战略伙伴”的定位，从2020年开始渐渐名不副实。从供应链断裂到疫苗外交博弈，从能源市场脱钩到绿色技术的关税争端，每一个领域都再也藏不住根本性的结构问题。而这些结构问题的根源并非偶然，而是从一开始两种战略思维之间就隐藏着重大误会。

欧盟从不讳言自己是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所谓“规范型”一方，它希望构建一种根据人权、法治、多边程序建立起来的全球治理模式。这种价值逻辑深植于其历史身份中：欧洲在二战后不再拥有单一硬实力优势，于是转而试图以规则、话语、制度设计与道义框架来塑造影响力，不仅面对发展中国家时如此，偶然针对美国亦如是。

而中国的叙事则源自截然不同的现代化路经。它将稳定与发展作为国家存续的核心基础，视“有为”与“高效”为驱动力，通过高度集中资源来推动战略性产业与区域布局。对中国而言，治理能力、秩序维护与历史延续性比“制度形式”更具实质意义。

这两种逻辑在全球化热潮中曾被“利润模型”所掩盖，使彼此因为利益而斟酌、权衡和容忍。但当双边关系由“增长共赢”向“风险防控”转变之后，在利益空间缩小的同时，价值观差异就显得突出了。关税、标准制定、控制产业链、产业主导权、制度和理念输出等开始逐一变成地缘战略背后的斗争工具。

冯德莱恩2019年正式抛出对华“三重定义”

在欧盟眼里，中国是最大制造国，中国掌握关键原材料出口权，中国在全球南方具有越来越强的动员力，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在西方的规范系统内竟然如鱼得水。这种“不被同质化的强国”，对布鲁塞尔而言，比俄罗斯更难对付，比美国更难理解。

于是，欧盟对中国的三重定位——“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制度性对手”——如今越发向后两者倾斜。

而中国不会忘记，从2020年后开始，欧盟诸国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谈成前对中国的追捧（德国奔驰、西门子、BASF等企业大举押注中国市场），渐渐被“政冷经弱”所取代；欧洲议会中的一部分势力，用“反人权”为借口，将双方好不容易达成的共识冻结起来。中方的反应虽然没有到愤怒的程度，但“深度失望”是显而易见的。而失望是一种比愤怒更深的伤情，因为它说明双方合作的基础逻辑已出现很大的嫌隙。

不仅如此，双方的认知隔阂，在过去数年中还得到了“制度化的巩固”：欧盟建立对外投资审查法令，以“国家补贴透明原则”围堵中国；中国则以“反制裁法”与“数据国家安全制度”回应。

欧洲的“去风险”战略（de-risking）在中方听来即是“泛政治化脱钩”，中国提出“互利共赢”在布鲁塞尔更像是“规则对抗的烟雾弹”，双方在包括绿色供应链、数字化合作、人工智能治理、WTO改革等议题上，都处于紧张博弈和关系碎裂的状态中。

中欧虽然并未失去彼此间所有的“链接”，但它们共同创作的那幅“前景画”，已从色彩浓重的油画变成清淡寡意的素描。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将重新面对以下问题：什么是共同目标？如何定义“合作”？合作的路径是否平等？

风险治理与管控本能

如今，“风险”已成为中欧关系的关键词。

对中国而言，最大的风险并非来自欧美的制裁压力，而是“Made in West”的所谓“规范体系”被它们再次集合构建、并最终在全球推行。例如关于绿色能源领域，中国已具有全球压倒性的成本与产能优势，占据了光伏、电池、电动驱动核心系统的大部分出口权。但正是在这些领域，西方采取了最坚决的“反请求”措施（Widerklage），设立关税、启动反补贴调查、拟推国家补贴清单审核标准。表面理由是维护公平市场，实质上却是维护它们原有的工业主导权。

这是一场在去碳背景下展开的“新工业超越赛”。比亚迪、宁德时代、隆基绿能等中国新型企业，在欧洲市场扩张时遭遇种种“隐性干扰”，如比亚迪荷兰基地新增许可被冻结、仓储监管延迟等；德国企业则调整在海外与中资新能源的合作项目，将重心转向东欧。荷中之间曾高度互信的港口物流合作，如今也因遭遇北约安全审查而面临重新划界。

中方逐渐意识到：“我们成为产业链主导者的那一天，也是被正式纳入对方黑名单的开始。”

欧方对华的这种“警惕”和“防范”是由其长期的“制度自信和优越感”所决定的。因为在欧洲眼中，一个像中国这样具有稳定资本体系、上贯下通执行力、海量市场测试空间的“超级“体制，如若成功扩张，那它牵动的将不只是产业，而是国际权力地位。

当“异形体量”和“异类模式”无法纳入欧美制定的“标准范式”之中，西方就会上其他手段，比如：透明度评级、战略市场审查、“可信国家”协议联盟、另类信息公开制度、产地原材料名录等。此类举措的核心不是惩罚，而是对规范主导权的“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