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的“正当性”和“适当性”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任何制裁都应具有“正当性”（法律、道义基础）和“适当性”（目的和手段不能宽泛化和极端化），否则难以为继，效果甚微。

国际制裁的“正当性”与“适当性”，是国际法与国际关系领域广受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对其进行论述，须从国际法原则、制度程序、道义考量与实际效果等多个维度展开。

首先，“正当性”是国际制裁赖以成立的首要基础，主要涉及其法律层面的合法性与道德层面的正义性。

传统国际法强调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只有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授权下、并由安理会基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的制裁决议，才被广泛认为具有无可争议的国际法“正当性”基础。

安理会制裁以集体安全与全球共识为前提，不但具有法律强制性，还具有道义感召力。而许多单边或域外制裁由于未获安理会授权，则在国际社会中饱受质疑。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就属于此例。

2022年，德国街头反制裁游行横幅：“停止疯狂的制裁！我们不愿为你们的政策买单”

根据国际法学界普遍认同的标准，单边制裁极易触犯“不干涉原则”，甚至涉嫌变相干预别国内政，破坏国际法框架内的公平。近年来，联合国及大多数国家在评估制裁“正当性”时，愈加注重制裁目的的正当性、程序的合法性、行为的透明度，以及对受制裁国主权和国际公平的尊重。

其次，“适当性”聚焦制裁措施的选择与执行是否符合“比例原则”与“必要性原则”。根据WTO、《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律与判例，任何对他国施加的限制性措施都须通过“比例性”和“必要性”的双重审查。

“比例性”（即“适当性”）原则强调，制裁手段必须与待解决问题的性质和严重性相称，不得超越维护国际正义所必需的“最小干预限度”。例如，安理会及部分区域组织在讨论是否启动制裁时，会着重在全面贸易禁运、定点制裁、中止发展合作等措施之间权衡利弊，避免过度打击伤及无辜。

“必要性”方面，国际社会要求制裁方证明已穷尽其他温和、有效的替代方案；实施单边制裁措施则必须能充分证明它们是维护国际和平与人权的“万不得已之选”。

再者，在评估国际制裁的“正当性”与“适当性”时，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权威机构还强调“正当目的、威胁可考、最终手段、相称措施、后果权衡”等五大标准。例如，安理会通过对某些个人或实体冻结资产、限制旅行等措施时，会同时设立监察员机制，依据案件具体情况动态调整制裁名单，确保措施的合理性、实效性和救济渠道的畅通。

然而，现实中，制裁的“正当性”和“适当性”常常难以兼顾。

一方面，部分大国往往出于国家战略利益，无视国际规范而滥用制裁，这使得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威性陷入危机。另一方面，经济或金融制裁极易产生外溢效应，不仅影响目标国政府，也常导致平民生计受损，激化分配矛盾，对制裁的适当性与人权保障构成挑战。

WTO等多边组织强调，任何制裁措施都应尽量减少对自由贸易与多边关系的扭曲，避免牵连范围无限扩大，否则制裁的“正当性”便很难站得住脚。

以古巴为例：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众多决议中，均确认对古巴共和国的制裁全面违反国际法，并要求美国政府撤销相关法律。

美国作为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为了本国利益，严重夸大“外来威胁”，长期实行“单边制裁”，严重打乱和破坏了国际秩序。特朗普热衷的“关税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曾提醒美国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如果眼下的国际“首强”恣意妄为和自私自利，很可能会被未来的“首强”效法。

结语

无论是国际制裁还是单边制裁，除了“正当性”和“适当性”这两个关键点之外，还需关注制裁的实际效应，即制裁目的最终是否达到。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大规模的制裁只有一个效果是肯定的，那就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其他一切则都未可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制裁都在改变着历史的进程和国际格局。

根据美方1990年所作的一次大规模研究评估，1914-1990年间实施的120次制裁中，65.8%（79例）未达预期，仅34.2%（41例）达到目标。武器禁运导致对方军事削弱者仅20%，而“动荡战略”（经济制裁引发政权不稳）则有52%的成功率。 80个贸易禁运案例中，仅有37.5%导致受制裁国国民经济损失超1%。

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经济制裁带来的经济损失不仅作用于目标国，也连带波及发起国，即所谓的“反噬效应”：对本国的出口禁令会造成产能过剩、失业增加和经济衰退，而进口禁令在没有找到替代商品或供应链的情况下，又将导致供应短缺和通胀加剧。

经济制裁最常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本就存在严重的生活和发展短板。对出口导向型或进口依赖型国家而言，制裁直接影响百姓的健康与生活，往往弊大于利，实际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以阿富汗为例，美国主导对阿富汗长达20年的干预。2021年撤军后，塔利班迅速重新掌权。西方随即对塔利班实施经济制裁，主要冲击该国银行体系，使阿富汗经济陷入瘫痪，汇款受阻，食品进口价格暴涨。

2023年10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出警告，该年对阿富汗的人道援助资金比2022年被削减了约80%，从16亿美元骤降至3.4亿美元。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报道，这些制裁加深了阿富汗人的苦难，并未真正撼动塔利班政权的稳定性。这个局面很有可能再次成为恐怖主义增长和泛滥的温床。

德国季刊《国际政治和社会》2025年4月就叙利亚战后重建问题发文：“最大的障碍依然是美国的制裁”

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注意和思考：为何二战之后的绝大部分制裁都由西方国家发起？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经济实力支撑。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西方国家能通过贸易禁运或金融制裁等手段有效施压他国。全球80%的国际结算货币和65%的储备货币由西方国家掌控，使其具备独特的制裁杠杆优势。

2.意识形态驱动。自由主义价值观（民主、人权、法治）构成西方制裁的“合法性”基础。2022年斯坦福大学研究显示，78%的西方制裁令附带"促进民主"的条款。实际上，该条款经常被滥用。

3.多边机制协同。依托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平台，西方国家形成制度化的制裁协调网络。欧盟对外行动署（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数据显示，2000-2020年间欧盟联合制裁案例中92%有美国参与。

4.历史路径依赖。冷战形成的西方政治经济同盟延续为"制裁共同体"。布鲁金斯学会报告指出，七国集团成员参与联合制裁的概率是非成员国的17倍。

5.威慑叙事构建。西方自诩"国际秩序守护者"，通过制裁建立行为规范。但哈佛人道主义研究显示，1980-2015年间制裁导致目标国平民死亡率平均上升21.3%。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制裁的实际效果常与预期背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的统计表明，现代制裁案例中仅34%达成政治目标，其中87%的案例却导致人道主义危机。这种"道德困境"日益引发国际社会的反思。

按理说，“制裁”本应成为“匡扶正义”和“抑恶扬善”的手段，但从实践结果看，“制裁”有沦为国际“低级政治”工具和轻易取代传统外交努力的危险和趋势。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