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hnesorg这个德文名字从字面上解释，意谓“无忧”，但这位无忧青年的突然死亡以及法庭对凶手的宣判结果成为西德学生运动的的一个重要发展节点。从这天起，原本嬉笑怒骂的抗议活动迅速极端化，恐怖组织“六二运动”（Bewegung 2.Juni）和“红军派”（RAF）的成立均与此事件有关。

如果说，欧内索格死后才成为运动的标志性人物，那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1968年4月11日遭枪击之前就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六八”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不赞同学运中出现的极端化倾向和激进行为，他在复活节来临之际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耶稣复活了……如果人们能了解到爱的存在，那疯狂的逻辑就会消匿不见……”他遇刺后虽然被抢救过来，但局势却再次恶化，运动几近失控。

这两次枪击事件无疑是“六八”运动最关键的转折点，但并不能反映运动产生的整体背景。那么，半世纪前德国社会究竟是个什么状态呢？

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西德已不像阿登纳时代的经济奇迹时期那样稳定繁荣。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均上升。煤炭工业开始走下坡路，随着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德国的统一之梦破灭。

二，政治丑闻接二连三发生。海因里希·吕布克（Heinrich Lübke）虽然有不光彩的纳粹历史，但还是被基民盟/基社盟（CDU/CSU）两次推举为联邦总统。1962年，德国《明镜》周刊发表批评联邦国防军的封面文章，时任国防部长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ß）下令以“叛国罪”名义逮捕周刊主编鲁道夫·奥格斯坦（Rudolf Augstein）。

三，1966年，基民盟和基社盟为争取议会多数，继续执政，不得不与社民党组成战后第一届大联合政府，原先与基民盟基社盟联合执政的自民党成为联邦议会中唯一的反对党。大联合政府颁布的戒严法（Notgesetzverfassung）进一步激化了大学生的不满情绪，他们认为议会反对党过于势单力薄，大联合政府无疑于专制代表，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正在受到大规模限制。

四，大学生们开始公开抨击过于死板的高校制度，要求改革教学内容、实现教育机会平等、改善学习环境以及撤换有纳粹背景的师资。他们效法美国同学，要求停止越南战争和核军备竞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德国大学生联盟”（SDS）推动组成所谓的“议会外反对党”（Auß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 APO），自认为是与政府抗衡的唯一的中坚力量。他们采取“闯入”（Go-ins）、“静坐”（Sit-ins）和“讲习”（Teach-ins）等形式宣扬自己的左翼理念、抨击时弊、影响舆论、推动变革。

同时，另一个叫“颠覆行动”的组织（Subversive Aktion）也参与了批评时政的运动中。该组织的中心人物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吸引了德国大城市的大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们质疑SDS的极端和革命方式，主张对社会进行循序渐进的改良。

这个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运动原则上反对消费社会，带有某种“新马克思主义”特色。他们反对暴力，主张在学校和工厂，在艺术和家庭领域展开有针对性的和不断重复的行动。他们不相信SDS组织的大型抗议活动会取得成功。他们对时下社会持批评态度，主张建立一个更加现代化和更加公正的社会，因而成为当时学生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理想支柱。

1969年10月21日，勃兰特当选为西德总理，组成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从而结束了战后保守党派的执政历史。他的当选，体现了当时选民中出现的左倾化思潮，同时也预示着，新左派的政治诉求已落实到具体的参政中，APO的存在意义明显淡化。5个月之后（1970年3月21日），“六八”运动的领军组织SDS由于内部的权力斗争宣布自动解散。

“六八”运动中的新生事物

德国政治学者库特·松特海姆（Kurt Sontheimer）在总结“六八”运动时说：“当年的抗议运动并未给社会的基本结构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但却深深地改变了人们对这个社会的许多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