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针对仇恨犯罪的治理及困境

作为世界仇恨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力图在立法政策和社会层面推进治理举措。

在立法层面，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是美国治理仇恨犯罪立法的起源，后依据仇恨犯罪行为的变化，国会1990年起多次修订《仇恨犯罪统计法》（Hate Crime Statistics Act），界定了仇恨犯罪的两个构成要件，并将基于残疾、性别等偏见的犯罪行为纳入这一范畴。2009年奥巴马签署《仇恨犯罪防治法》，赋予司法部调查或起诉仇恨犯罪的权力，扩大保护范畴。近年来，美国仇恨犯罪立法呈现出加大对煽动仇恨偏见行为的刑罚、注重数据和统计、扩大受保护群体范围等特征。

在社会层面，美国倡导群体领导人、民权组织和执法部门共同采取行动，加强对仇恨犯罪的制度化反应机制，完善社区关系，缓解公民对公共安全的担忧，同时实时掌握小范围内部群体结构变化，及时发现并应对潜在的偏见和暴力行为。例如，由谷歌和ProPublica联合推出的机器学习工具能够帮助公民查找和跟踪偏见引起的仇恨犯罪的新闻报道，并形成实时的预警图，在技术层面防范仇恨犯罪。

此外，美国主要采取主动教育和康复教育干预潜在的犯罪者和受害者的信仰、文化和价值观念。例如马萨诸塞州要求已被定罪的仇恨犯罪罪犯参加多元化教育，用康复教育来代替延长刑期，教育的长度和类型将与所犯的罪行、罪犯年龄和受害群体成比例。教育可以是课堂形式，也可以是网上授课，还包括进行社区服务，从而加强其与整个社区和社会的联系，有助于在犯罪者和受影响社区之间架起桥梁。通过人际接触和交往，让不同群体的人们加深了解，有助于减少偏见、化解刻板印象。

美国实时仇恨犯罪报道情况。图源：ProPublica

然而，美国对仇恨犯罪的治理方式也面临国内分歧和严峻挑战。尽管仇恨犯罪立法覆盖整个美国，但大多数仇恨犯罪是在州一级被起诉而非联邦一级。美国各州对于偏见和仇恨犯罪的立法和量刑也存在差异，阿肯色州、南卡罗来纳州和怀俄明州甚至没有制定仇视性犯罪法律，在这些没有仇恨犯罪立法的州，执法部门几乎没有动力去调查那些出于偏见而犯下的罪行。

此外，以詹姆斯·威斯汀和詹姆斯·雅各布为代表的美国国内学者，在“仇恨犯罪立法化和提高量刑”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以仇恨犯罪作为单独类别的立法司法实践仍缺乏共识。同时，当前美国采取的主要防治措施效果有限，存在较大局限性。尽管对于仇恨犯罪的惩罚可能是公正的，但却不能弥补受害人实际受到的伤害，也不能缓解其行为对社会造成的恐慌和负面情绪。

美国各州仇恨犯罪立法情况。图源：《今日美国》

仇恨犯罪的治理困境，实质上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共鸣与共识难以达成。基于偏见的群体间仇恨意识与逻辑交织缠绕，并通过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由于偏见和仇恨表达的地方性，任何普世意义上对仇恨犯罪的观察、统计和防治都难以深入根源。只要美国仍存在适宜各种偏见生存并壮大的“土壤”，仇恨犯罪就难以得到根治。

展望未来，随着美国科技巨头公司对网络空间的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的重视，智能技术为干预美国仇恨犯罪提供了新的思路。Facebook将网络仇恨行为的程度分级并给予攻击者梯度惩罚，又不断调整仇恨言论政策的保护范围，逐步增加对移民、年龄、职业等特征人群的保护；Twitter先后宣布将屏蔽报复性内容、恐怖主义言论等；YouTube也频繁更新相关条例，以适应“赛博仇恨”的新发展、新动向。但是，各个公司的仇恨干预政策都针对于自身特定的内容生态，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特性各异，因此至今关于赛博仇恨犯罪的定义和惩罚程度等仍然缺乏行业共识。

由网络媒体、极端主义者等煽动的偏见是否会使美国成为一个“永动机式的愤怒机器”从而使“美国民主陷入险境”，“否决政治”是否会异化为“报复性政治”，仍有待对现象和数据的进一步观察分析。

但可以肯定的是，仇恨犯罪带来的威胁已经成为美国民众共识。美国国土安全部曾多次警告，由“白人至上主义”和其他右翼意识形态驱动的国内极端主义，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恐怖威胁”。群体之间和公民与公共政治的信任赤字根植于美国社会的中长期结构性变迁。从中长期看，美国仇恨犯罪带来的影响将成为美国政治中不可忽视的新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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