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在其最具活力的亚洲发生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日本“失去的20年”，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终又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1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投资等也深受影响。世界经济有进有退，曲折前进。

泡沫经济崩溃前夕，日经指数屡创新高（图片来源：IC photo）

(二)大国的动态平衡。

与二战后和冷战后相比，当前的大国力量对比的差距正在缩小。在政治方面，美国的领导力和主导力都在下降，欧洲的自主和自强意识在增强，俄罗斯力图重振大国雄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

在经济实力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全球经济体2018年排行榜前十名依次为:美国(20．412万亿美元)、中国(14．1万亿美元)、日本(5．167万亿美元)、德国(4．211万亿美元)、英国(2．936万亿美元)、法国(2．925万亿美元)、印度(2．848万亿美元)、意大利(2．181万亿美元)、巴西(2．138万亿美元)、加拿大(1．798万亿美元)。

在国际机制方面，许多大国认识到相互的利益交汇和共处共生的客观现实及需要，因而接受现有国际机制最低限度的约束，维持着国际政治、安全、经济的基本秩序，注意发挥国际机制的作用，如维持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伊朗核协议。

(三)社会思潮的正向动力和逆向阻力。

当前，一些国家朝野的思潮和动向都有新的表现和影响。

美国民粹主义把特朗普送进白宫，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相继(威胁)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协议和《中导条约》等，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冲击了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也影响到许多国家和人民在世界范围内合作共赢的思想和意愿。英国的“脱欧”正在对战后区域一体化领头羊的欧洲形成强大的冲击。此外，中东地区的极端主义导致暴恐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有恃无恐，致使“伊斯兰国”应运而生并为害世界。

但是，我们仍需坚持两点论。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退群”中要看到国际社会对其举动的批评和抑制，在英国“脱欧”中要看到英国国内的辩论和欧盟对地区主义的坚守，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现象中要看到极端暴恐主义其行不远。因而，国际的主流思想思潮是稳中求进而不是乱中取利，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还是把求和平、重经济、促发展放在第一位的。

在大国的联合打击下，极端组织节节败退（图片来源：网络）

超越临界点后的迂回爬坡

当前国际大格局已经超越了总体力量对比的临界点，但与前些年相比，国际社会正处于充满挑战的迂回曲折时期。

(一)世界经济进入徘徊期。

世界经济复苏接近周期性触顶，下行风险逐渐增加。

2018年，世界经济保持了2016年中期以后的复苏态势，实现稳步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8年和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均有望达到3．7%，是2012年后最好水平。

但全球贸易投资增长乏力，全球经济治理遭受重挫，各国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已经有所下降，部分主要经济体增长速度可能已周期性见顶，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增大，下行压力已更为明显。此外，在投资和消费方面也还需要克服众多的不利因素。

(二)国际力量对比进入盘整期。

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总是有阶段性的，相互进退常常呈现犬牙交错的状态。

二战后，广大亚非国家形成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高潮。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欧和日本实现了战后复兴和经济起飞，此后成为世界经济美、欧、亚三大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7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兴起和美国越南战争失败恰成对照。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逐步实现大国的崛起。90年代，美国成为冷战的最大赢家，但很快又输掉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丧失了不可一世的“一超独霸”地位。本世纪头10年，金砖国家进入发展和兴起时期，开始了群体性崛起和机制性合作的新阶段。

当前，特朗普总统在世界上大力推行反建制战略和政策，力图以此使“美国重新伟大”。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内部矛盾突出而注意力内顾。中国和俄罗斯都被美国视为战略对手而承受着更多的战略压力。在金砖国家中，近几年只有印度仍维持高速增长，南非和巴西的内部政治争斗和经济困难制约其外交的进展。国际力量的这一盘整期估计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三)国际机制建设进入爬坡期。

上世纪90年代后的全球化浪潮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正反两方面对国际机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国际经济机制和全球性挑战的应对机制有了较大的发展。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并使后者真正具有了“世界”意义。2008年，二十国集团从部长级升格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承诺对股权和投票权进行了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