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他山之石

在学术腐败的监管方面，他山之石或可为鉴。

许多欧洲国家早已将科研诚信当作一项长期治理工程，并建立了高度制度化的治理体系。各个国家为此成立了专门机构，例如荷兰的科研诚信委员会负责学术不端的申诉、独立调查和全国仲裁，严防大学护短；德国科研基金会设有专门的学术监察员体系，造假者终身不得申请经费。欧盟还颁布了欧洲科研的基本法：《欧洲科研诚信行为准则》，关注数据造假、署名规范、利益冲突、评审腐败乃至导师压迫学生等科研生态问题。

我们知道，每当中国高校出现了学术丑闻，一般都由学校内部发布调查公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非常强调外部调查人员的介入，会动用跨校调查乃至国家级别的复核手段。此外，欧洲高校对导师压榨问题抓得越来越严，下足力气整治学术霸凌、强迫挂名、性骚扰与精神虐待等一系列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件事：学术造假的源头乃是实验室权力的失衡。正因如此，欧洲的学术反腐不但将目光放在论文造假上，也在试图对学术权力关系、导师制度和经费结构进行改革。

当然，欧洲学术界也有过惨痛的教训，出过几桩“声名远扬”的学术大案，痛定思痛之下才会试图改变。例如，荷兰著名社会心理学家Stapel长期编造实验数据并将之发表于顶刊，东窗事发后震动全国，此案推动了欧洲学术界的大规模改革，从此要求数据开放、统计透明和重复实验。曾被誉为“下一个诺奖级天才”的德国人Schön伪造大量半导体实验数据，欧洲学界自此强调原始数据必须保存。

美国的学术变法

过去两三年，美国的学术反腐已不再局限于期刊撤稿和校内调查，联邦政府开始介入，司法部门开始追责。美国科研体系认识到学术造假已是事关财政欺诈、公共信任和国家科研竞争力的问题。一个典型案例发生于2025年，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被美国司法部追责，起因是其研究人员的论文中存在图像重复使用等问题，美国司法部明确将此定义为“虚假申报联邦科研经费”。该所最后支付了罚款。这起案件是由英国学术侦探Sholto David在博客上公开揭发的，举报人最终获得约260万美元的奖励。这是一种民间打假和司法监督互相配合的新机制。

与此同时，特朗普阵营近年来一直在抨击美国大学变得越来越像挂着学术招牌的大型官僚机构：行政系统日益臃肿，科研体系越发低效，资金被用于意识形态宣传。譬如大学里的DEI（多元化、公平与包容）部门俨然成了科研经费的吞金兽。特朗普政府决定开启“学术变法”，他采取的手段是狂砍经费，冻结或撤销多所知名学府的经费资助，同时大幅削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科研经费体系的财政预算——特朗普阵营批评这些经费体系造成同行互保的局面和以基金为目标的“论文流水线”，并导致科研人员将大把时光虚掷于基金申请的撰写和圈内关系的维系上。

美国政府一边狂砍高校经费，一边向科技企业砸钱。对于AI 、量子计算、半导体、国防科技、芯片制造等具有战略价值的科研领域，政府不仅没有削减经费，反而在加大投入。美国商务部刚刚宣布，对包括IBM在内的多家量子公司投资 20 亿美元，政府持股。这一转变意味着美国科研资助政策正在转向。

怎么办？

在最新发布的视频中，耿同学表示他将暂停公开举报，给杰青们一个自查的机会，其中一条理由是家人已经开始担心他和他们自己的安全。“学术圈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跟流氓团伙差不多，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耿同学说。

有鉴于此，笔者想打一个出自《西游记》的比方：师徒四人路遇一座瑞霭缤纷、朱栏玉户的寺院，其外观与真正的灵山几无二致，山门上大书小雷音寺，寺里端坐着金刚罗汉与佛祖，实则皆系妖魔幻化而成。在我们这个故事里，民间打假者借着AI的火眼金睛戳穿了光鲜头衔的假面，将学术界的小雷音寺暴露在公众眼前。人们常说，大学是象牙塔，是求取真经的圣殿，问题是，如果做学问的人对自己不再诚实，如果学术圈变成徇私舞弊、造假盛行、权力倾轧、利益勾结的名利场，大学会不会沦为这样一座金玉其外的小雷音寺呢? 

学术腐败不止是高校师生应该关心的问题，更是耗费国家财政，危害国家科技实力的大问题。治理学术腐败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了。若想击穿学术界的一座座小雷音寺，不能仅仅依靠一两个民间的孙悟空，必须以体系化的治理模式整治学术体系。

有了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二思路：

1.完善立法，加大处罚力度，必要时由司法介入。将科研经费用于造假已属财政欺诈行为，但缺乏相应的法律条款；除此之外，高校还有其他学术腐败问题，如侵占成果、强迫挂名、提携近亲、实验室安全监管不力等，这些问题其实具有不容小觑的危害，轻则污染风气，重则危及生命，但它们此前一直处于司法盲区。将学术不端行为纳入行政处罚乃至刑事处罚范围，由司法追责，可以让腐败者付出真正的代价，而不只是撤稿、免职等惩罚，并起到极强的警示作用。

2.建立独立调查机制，防止自查护短。高校内部学术委员会的自查往往更像“堂下何人状告本官”。欧洲的做法值得借鉴：调查工作必须由外部专家主导，利益相关者一律避嫌。中国需要有效的外部审查机制，可以建立专门的监察委员会，至少要让跨校、跨部门的联合调查成为常态。

3.建立对举报者的保护与奖励制度，让打假不再“裸奔”。学术腐败的治理需要大家一起参与，监察系统的疏漏可由举报者填补。如今，AI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对学术的监察越发方便。如果举报者不必担心报复，又像前文提到的英国学术侦探那样获得资金奖励，越来越多的人都会参与其中。打假者有法律撑腰，有经济激励，众人参与的学术监察才能从英雄主义变成长久机制。

4.约束学界上位者权力。失衡的权力常常是造假、霸凌等一系列学术不端问题的源头，也是阻止学生和初级学者发声的原因。导师权力过大且不受监管，就会为压榨学生、侵占成果和提携近亲提供极大的方便。而学术界等级分明的权力关系网则成了学阀滋生的土壤：资深学者拥有特权，垄断经费和学术资源，初级学者不拜山头则申不到基金，从而难以为继，利益共同体内部彼此护短，一起作假。为此，权力约束不能再停留于道德层面，必须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制度，并建设独立的监管机制，为学生提供安全的申诉渠道，对导师、实验室大老板的权力进行制衡，将学界上位者的权力关入笼中。

5.改变“唯论文、唯经费、唯帽子”的学术评价体系，改革经费结构。学者急于发顶刊、评职称、拿基金，也会助长造假之风。如果评价体系只认论文数量，只看头衔标签，学界之人功利心切，往往会走上造假的捷径，产出大量注水论文，从而拿到大量经费，再产出注水论文，形成恶性循环；认真钻研学问的研究者因为没有别人那么“快”，反而吃亏。是时候改变高校的“非升即走”制度，代之以代表作制度、长周期考核和分类评价，将科研人员从“基金工厂”和“论文流水线”里解放出来了。

拆除学界的小雷音寺，不应该只是布衣游侠的事。只有建立完善的治理制度，拔除学术体系的病根，我们才能重新建起真正的大雷音寺，让学者重拾诚实，让科研回归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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