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心智观察所】

最近，NeurIPS——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会议之一——在2026年征稿规则中新增了一项条款：凡被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列入制裁名单的机构，不得投稿，也不得参与审稿、编辑等学术服务。

表面上看，这只是“依法合规”。但放在学术共同体长期强调开放与中立的语境中，这一调整的意义远不止技术性修改。

先说NeurIPS的分量。它全称“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创办于1987年，与ICML、ICLR并列为AI三大顶会。在中国计算机学会（CCF）的推荐体系中属于A类。过去十余年，无论是深度学习的突破、强化学习的标志性进展，还是大语言模型的兴起，大量关键论文都曾在这里首发。它不仅是发表成果的平台，更是全球AI研究者建立声誉、形成合作网络的核心节点。

也正因如此，当这样一个被默认“面向全球开放”的平台开始引入国家制裁清单作为准入门槛，其象征意义远超规则本身。

NeurIPS 2024年度会议

问题的关键，在于制裁名单的外延。

OFAC名单并非只针对少数个体，而是覆盖广泛的机构网络。以中国为例，涉及企业不仅包括华为、中芯国际、海康威视、大疆等硬科技公司，也包括商汤、旷视、云天励飞等AI企业，以及三大运营商、中科曙光等基础设施提供者。

换句话说，被排除在外的，并不是边缘参与者，而是中国AI产业与科研体系中相当核心的一部分力量。

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这些机构的研究成果无法在顶级平台上展示，其研究人员也无法参与审稿与学术服务。这不仅影响个体学术发展，也削弱了全球学术交流的完整性。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不少机构曾长期作为会议赞助方，为NeurIPS提供资金支持。规则一变，身份从“支持者”转为“被排除者”，这种角色切换引发的不适感并不难理解。

NeurIPS方面给出的解释是“遵守美国法律”。从形式上看，这一理由成立：作为在美国注册的非营利组织，确实需要考虑合规问题。

但问题在于，“遵守法律”与“主动扩大解释”之间存在空间。

OFAC的制裁体系本质上是美国的单边政策工具，其适用范围、执行方式本就存在弹性。在学术出版与会议领域，类似组织通常采取的是更为谨慎的处理方式，例如避免直接将制裁清单转化为学术准入规则。

事实上，ICML、ICLR以及ACM、IEEE等同样在美国注册或运营的机构，并未采取类似做法。NeurIPS在后续说明中也承认，调整后的规则“与其他会议及往届一致”，这意味着此前的限制性条款本身就是例外，而非常态。

这就带来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为什么是NeurIPS率先跨出这一步？

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内部沟通误解”。但对于这样一项涉及全球投稿规则的重大调整，仅以沟通失误解释，难以完全消解外界疑问。更合理的理解是，在其内部决策权衡中，“合规风险”被优先置于“学术开放”之上。

学界的反应来得很快，而且具有明显的集体性。

部分受邀担任领域主席的学者公开拒绝参与，一些长期参与审稿的研究者也宣布退出。批评的焦点集中在两点：其一，规则缺乏正当性；其二，这种做法可能加速全球AI研究的分裂。

与个体学者的自发表态相比，中国学术组织的回应更具制度化。

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明确表示反对，并建议国内学者暂停投稿和审稿，同时提出，如果政策不纠正，将考虑移出推荐目录。随后，中国科协也宣布，不再受理与NeurIPS 2026相关的资助申请。

这些举措的影响不容低估。CCF推荐目录在中国科研评价体系中具有现实权重，一旦调整，将直接影响会议的吸引力与学术地位。

从数据上看，中国学者在NeurIPS中的参与度已经相当高。

以NeurIPS 2025为例，清华大学在论文录用数量上位居全球第一，北大、上交、浙大、中科院等机构同样名列前茅。企业方面，腾讯、阿里、华为等也持续输出高质量研究。

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是参与者，也是支撑会议学术水准的重要力量之一。

因此，排除这些机构并非“边际调整”，而是对会议生态的实质性削弱。反过来，中国学界之所以能够迅速形成集体行动，也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影响力。

类似事件并非首次出现。

2019年，IEEE通信学会曾因合规问题限制华为员工参与审稿，随后在学界压力下调整政策。这一次，NeurIPS的轨迹与之高度相似：规则收紧、引发反弹、最终回撤。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纠错”。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学术体系与国家政策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

学术共同体长期依赖一种隐含前提：知识交流应尽可能独立于政治。这一前提并非理想主义口号，而是现代科学体系得以运作的制度基础。从冷战时期跨阵营合作，到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学术网络，这种“有限中立”一直在发挥作用。

而当制裁逻辑进入学术准入机制时，这一基础开始被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