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心智观察所】

二十年前，如果有人预言全球应用科学领域排名前三十的顶尖机构将全部来自同一个国家，这大概会被视为痴人说梦。然而，这个看似不可能的预言如今已成为现实。

《自然指数》近期发布的首份应用科学榜单犹如一记惊雷，在全球科学界激起千层浪——中国科研机构不仅包揽了前十名，更是垄断了前三十名的所有席位，直到第三十一名才出现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身影。

当中国的贡献分值高达22261，占据全球应用科学产出的56%，而排名第二的美国仅有4099分、占比10%时，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在这场关乎国家竞争力与未来发展的科学竞赛中，攻守之势，已然互换。

《自然指数》是《自然》旗下极具影响力的学术评估工具，长期以来被视为衡量全球顶尖科研产出的权威标尺。

此次发布的应用科学榜单，依据的是过去一年间发表在25家应用科学期刊和会议上的文章，涵盖工程学、计算机科学、食品科学等领域。这些期刊的遴选经过了近4200名研究人员的调查筛选，代表着他们愿意发表最重要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换言之，这份榜单呈现的是各国在“学以致用”这一科学核心命题上的真实实力。

榜单的结果令人瞠目。中国科学院毫无悬念地占据榜首，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科研机构，它在应用科学领域的统治力无可撼动。紧随其后的是浙江大学，然后是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前三十名的名单读来如同一本中国顶尖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名录。这种程度的集中度，在任何国际学术排名中都极为罕见。

更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层面的数据。中国以56%的全球占比一骑绝尘，美国以10%屈居第二，德国、韩国、英国、日本、印度依次排列。这意味着，中国一个国家的应用科学产出，超过了排名第二到第七的六个国家的总和。这不是微小的领先，而是碾压性的优势。

然而，如果将这份应用科学榜单与《自然指数》传统的综合科研榜单并置观察，一幅更加复杂的图景便浮现出来。在涵盖145个自然科学和健康科学期刊的2025自然指数科研领先榜单中，各国的位次与应用科学榜单呈现出显著的错位。这种错位，恰恰揭示了不同国家科研投入的侧重点与战略选择。

法国是最典型的例子。在综合科研榜单中，法国表现亮眼，位列全球第六，彰显着这个欧陆大国深厚的科学传统与研究实力。但在应用科学榜单中，法国却仅排到第十二位，几乎跌出前列。这意味着，法国的科研体系高度侧重于基础科学研究，而在将科学成果转化为工程技术、实用创新方面，投入相对有限。

韩国则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在综合榜单中，韩国排名第七，属于科研强国的第二梯队。但在应用科学榜单中，韩国跃升至第四位，贡献分值1342，占全球产出的3.4%。更令人惊讶的是，韩国的应用科学产出占其总体科研产出的比例超过50%——这意味着韩国有一半以上的顶尖科研成果都集中在应用科学领域。

这种比例差异在各国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马来西亚的应用科学占比高达近90%，几乎将全部科研资源都投入到了实用研究中。新加坡的占比为49%，与韩国、中国一道，构成了亚洲"应用科学优先"的阵营。相比之下，德国的这一比例只有27%，英国更低，仅为23%。而美国尽管在应用科学榜单中排名第二，但应用科学对其整体科研的贡献仅为17.4%，是综合榜单前十名中占比最低的国家。

这组数据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问题：当一个国家的科研体系过度偏重基础研究而轻视应用转化时，它是否还能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东京学术咨询公司Scholarly Intelligence的首席分析师克里斯托斯·彼得鲁指出，亚洲国家在应用科学领域的出色表现并非偶然，而是政府多年来持续扶持"可能产生实际创新成果的科学"的结果。这不是一蹴而就的成功，而是战略眼光与长期投入的累积效应。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则从更深层次解读了这种东西方分野的根源。他认为，东西方政府在设定国家研究优先级时遵循着截然不同的逻辑。美国的科学体系推崇"为了科学而科学"，将基础研究视为产出造福全人类知识的崇高事业，这种理念确实令人敬佩。而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则更加注重工程应用，将科研资助集中于先进技术和制造业，致力于产出能够支撑国家战略产业的知识。

追溯历史，美国并非一直如此。冷战期间，美国政府曾大力投入应用科学研究，资助具有明确技术目标的研究项目。阿波罗登月计划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它不是为了探索宇宙的奥秘，而是为了在太空竞赛中击败苏联。那个时代的美国科研体系，既有追求真理的基础研究，也有服务国家战略的应用研究，二者相辅相成。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美苏关系缓和，美国的科研导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联邦科研支出相对于经济总量持续下降，而支出结构也越来越向基础科学倾斜。韩国科学技术院的科技政策研究员金素英分析道，当时形成了一种主流理念：无论最终受益者是谁，通过基础科学创造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产业界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利用这些知识进行产品创新。

“基础科学就像一座知识宝库，技术应用来源于此，”金素英这样形容这种理念。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基础科学如何通过技术创新、知识库构建、培养下一代科学家工程师、开发新工具等形式促进经济增长。这套逻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运转良好——美国凭借雄厚的基础研究积累，在半导体、互联网、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

但问题在于，当这套逻辑被过度推崇，当政府将几乎全部科研资助都倾注于“纯粹的”基础研究，而将应用转化完全交给市场和企业时，一个巨大的缺口便悄然形成。企业追求短期回报，往往不愿意承担风险高、周期长的应用研究；而政府又撤出了这一领域。于是，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之间的"死亡之谷"越来越宽，越来越难以跨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做法。中国长期致力于支持符合其经济目标的研究，并将这一原则贯彻到了科研体系的方方面面。成为全球科技、计算和人工智能中心，不是口号，而是可以量化、可以执行、可以考核的战略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中国的科研资源配置呈现出高度的战略聚焦性。

电动汽车是一个绝佳的例证。短短数年间，中国已成为全球电动汽车发展的主要阵地，产量占据全球的70%。这不仅仅是产业政策的成功，更是应用科学研究长期积累的结果。从电池技术到电机控制，从智能驾驶算法到充电基础设施，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应用科学研究支撑。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论文产出、专利申请、技术突破，构成了其产业崛起的坚实基础。

人工智能领域的数据同样令人震撼。2014年至2023年间，中国发明人申请了超过38000项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是美国发明人的六倍。这不是简单的数量优势，而是研究深度与广度的综合体现。当西方学术界还在争论人工智能的伦理边界时，中国的研究者们已经在埋头解决一个又一个实际应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