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气候治理逻辑，本质上是一种"限制"的逻辑——通过限制排放来减缓变暖，通过限制发展来降低对环境影响。这种逻辑看似合理，实则难以持久：发达国家在寻求“再工业化”的潮流中越来越抗拒“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分担，而发展中国家方兴未艾的工业化浪潮，使其即便严格执行碳达峰时间表，在相当长时期内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仍将有增无减。

更重要的是，这种“限制”逻辑忽视了一个基本道义准则：对于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民众而言，发展权就是生存权。要求他们为了虚无缥缈的“全球目标”而放弃改善生活的机会，既不现实，也不道德。

而在气候变化不断加速，影响日益显现的当下，抗风险能力最薄弱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南亚等地区，恰恰也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粮食、能源与水的供求危机已在酝酿，一个令人忧心的未来图景愈发清晰：

随着美国做出的糟糕示范，全球气候变化的治理在关键时刻被削弱，气候问题在本世纪中叶很可能造成空前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

届时，极端干旱、洪涝、热浪、寒潮冲击全球农业生产，叠加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过快增长，一场远超冷战时期的欠发达地区粮食、水源、能源危机已愈发清晰可见。

今年6月，《自然》杂志发表了一项中美两国科学家合作的重磅研究成果，与之前的研究认为气候变暖可能会增加全球粮食产量不同，研究人员估计，全球平均每升高1摄氏度，就会使全球每人每天的粮食供应能力下降120卡路里，相当于目前每日消费量的4.4%，尽管农民努力适应气候变化，但全球粮食系统仍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

该研究特别警告，目前的主要粮食出口国美国预计将遭受巨大冲击，该国中西部目前玉米和大豆的主产区，在未来的高温气候下将遭受重创。

模型显示，当地球变暖时，全球水稻产量有50%的可能性会增加，这主要是因为水稻受益于更温暖的夜晚，而到本世纪末，其他主要作物产量下降的可能性约为70%至90%。该研究模拟了一系列气候变暖和适应情景下的未来农作物产量。作者估计，到2100年，如果全球碳排放能够降至净零，全球农作物产量将下降11%；如果排放量继续不受控制地上升，全球农作物产量将下降24%。

从短期来看，作者估计到2050年，气候变化将导致全球农作物产量下降8%——无论未来几十年排放量增加或减少多少。

沧海横流，方显担当。

当下中国所做的，就是为全人类自救提供示范。

或许历史将证明，有且只有坚定实施一整套水资源调配与清洁能源利用的“中国范式”，才可能化解欠发达地区箭在弦上的能源与粮食危机。

这个范式的核心思维，不是“限制”，而是“开拓”——通过实施超级工程改变区域自然资源禀赋，确保当地人类生活基本需求。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正是这种中国范式的最新实践。它证明了即使在最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人类依然可以通过智慧和勇气，将挑战转化为机遇。

从全球范围看，跨区域水资源与能源配置，足以有效对冲气候变化的巨大影响。

同样根据梁书民的研究，全球范围内类似我国南水北调的跨流域调水潜力巨大：他将全球跨流域调水工程按受水区所处地理位置分为9个大区，根据不同的灌溉方式计算熟制与一熟垦殖率，然后计算播种面积与光温生产潜力，进而计算经济系数（经济产量同生物产量的比值）与粮食油料生产潜力。计算结果显示，9个大区跨流域调水工程总计受水区面积可达1712万平方公里，可增产粮油36亿吨以上，为2017年全球粮油产量的89.13% ，能够充分满足届时增长的人口总量和人均粮食消费量。

目前，不少粮食供应压力较大的国家，已经开始规划乃至实际上马了大型水利工程；即便财政窘迫的阿富汗，也咬牙挤出巨额资金，启动库什特帕运河建设，计划从阿姆河引水285公里，将55万公顷的沙漠变成农田。

从青藏高原到撒哈拉沙漠，从安第斯山脉到东非高原，地球上还有许多类似的大规模水利设施亟待建设。从生态风险的评估到提供工程技术，中国可谓全球范围内无可替代的关键合作伙伴。

昭昭天命

从1865年后英法联手推动苏伊士运河建设，到美国20世纪上半叶以巴拿马运河、胡佛大坝为代表的超级水利水电工程，不难发现，近代以来被公认具有全球影响力与领导力的强国，无不通过对水资源的调度，直接影响了人类在这颗星球上的定居与迁移，显著增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福利水平。

细究这些工程的动机和效果，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演进逻辑。

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它们的建设，首要目的是服务于殖民扩张和资源掠夺。苏伊士运河让英国控制了通往印度的航线，巴拿马运河让美国实现了两洋舰队的快速调动。这些工程虽然客观上促进了全球贸易，改变了全球经济地理版图，但其收益主要被少数强国攫取。

胡佛大坝代表了一个转折。它的建设虽然也有与墨西哥相关的地缘政治考量，但更多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发展需要。通过控制科罗拉多河，美国西部获得了稳定的水源和电力，从而支撑了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腾飞。这个工程的受益者主要是美国人民，但它也间接惠及了全世界——美国西部的发展为全球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和高科技产品。

今天中国的超级水利工程，则在一开始就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中国的超级工程不是基于零和博弈思维，而是极为重视与相关国家的互利共赢和相互理解。雅下工程多年来低调而审慎地推进，相当程度上是为了打消下游国家的猜疑。

其次，中国的实践具有普遍意义。不同于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不可复制的地理禀赋，中国探索的水利水电经验，可以在世界各地因地制宜推广应用。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地理条件，建设自己的“三峡”，开凿自己的“南水北调”。

遥想20世纪中叶美国国力极盛之时，TVA（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开发范式同样曾一度全球推广，然而却在阵营对抗的私心下很快偃旗息鼓，而在今天，中国水利开发范式的价值，终究会被全球各国所自愿追随与借鉴。

中国提供的不仅是工程方案，更是发展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是：人类不必在发展与环保之间做单选题，技术进步可以让我们兼得鱼和熊掌；发展中国家不必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可以通过跨越式发展直接进入清洁能源时代；人类面对自然不必只能被动适应，可以通过智慧和勇气主动塑造更好的生存环境。

随着那些已经酝酿数十年的水利、水电、水运超级工程渐次上马，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大抵可以自豪地复诵一位伟人的理想，即：

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今天，这个“较大的贡献”已经有了具体的内涵——那就是在气候变化这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考验降临之际，为全人类探索一条依靠科学技术改变环境约束的新路，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中国方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于中国国土整治与开发的独特模式，西方媒体及其应声虫们，往往习惯于从错误的历史中寻找类比，也因此，出现了将其与苏联时代水利工程的比较，并以后者在冷战后暴露出的诸多环境后果来暗示。不过但凡认真比较过中国与前苏联超级水利工程建设模式的人，都不难发现两者的本质区别，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一期，我国超级水利工程的一大特点就是前期准备与论证上，对于环境效益的极度谨慎。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同样是坚持生态优先的安全工程。通过大量地质勘探和技术积累，已为科学、安全、高质量开发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依托工程建设健全当地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实现点上开发、面上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而这，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数千年悠久文明，赋予了中国人对于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辩证理解，人既不是大自然的主人，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保护与发展是双向互动和互益的关系，人的能动性，体现在充分遵循自然生态演替规律与内在机理的同时，能动地提升自然资源的综合承载能力和整体功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发展。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

结语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一基础设施项目，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的开工，不只是为资本市场带来短期刺激，更有着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深刻意义。

从被动适应自然到主动改造自然，从零和博弈到合作共赢，从资源掠夺到永续发展，在西方霸权衰落后，人类文明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换。而中国，正在成为这场转换的引领者。

当西方还在用19世纪的地缘政治思维揣测中国的每一个举动时，中国已经在用21世纪的文明视野规划人类的未来。

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基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刻认知。在气候变化的挑战面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在发展权利的问题上，没有哪个民族应该被剥夺机会。

中国选择的道路，难而正确：通过自身的发展探索，为全人类示范新的可能。这条道路的尽头，不是某个国家的独霸，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提升。

雅鲁藏布江的滔滔江水，即将转化为照亮千家万户的清洁电力。这不仅是能量的转换，更是文明的升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正在证明：人类的未来，不在于相互限制，而在于共同开拓；不在于零和博弈，而在于美美与共。

从三峡到雅下，从南水北调到全球水网，中国正在用一个个超级工程，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这，或许就是中华文明在21世纪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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