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的首届里根经济论坛上，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表示，美国必须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人技术中占据领导地位，否则将面临中国机器人洪流的冲击。他称，自20世纪中期以来，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大幅下降。安德森呼吁建立“外星无畏舰”工厂，以实现再工业化并推动未来经济增长。

马克·安德森是美国著名的企业家、风险投资家和软件工程师，被誉为互联网发展的先驱之一。安德森以其对技术趋势的敏锐洞察和前瞻性思考，成为科技投资领域的思想领袖。他积极倡导软件驱动的创新，提出“软件正在吞噬世界”（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的著名论断，强调技术对各行业的重塑。

他此次在里根经济论坛上的发言正体现了这些风格特点，心智观察所将发言内容整理，以供参考。

马克·安德森：大家好！欢迎参加我们的首届里根经济论坛，很荣幸能与大家齐聚一堂。我们在这里经常讨论里根总统的经济支柱和政策——放松管制、降低税收、减少开支，这些在今天依然至关重要。但今天，我想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角开始，谈谈美国如何应对当前的战略拐点，以及人工智能（AI）和再工业化将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

我最近一直在研究美国经济史，尤其是19世纪的“美国系统”。这个体系最早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担任财政部长时提出。当时，美国刚经历独立战争，经济以农业为主，而英国作为全球首个工业强国，拥有压倒性的经济、技术和军事优势。汉密尔顿与托马斯·杰斐逊展开激烈争论：杰斐逊希望美国保持农业和贵族化的乡村经济，而汉密尔顿主张打造一个工业化、城市化、金融化的强国。最终，汉密尔顿的理念胜出，奠定了美国系统的基石，推动美国在19世纪逐步成为工业大国。

到了19世纪末，尤其是威廉·麦金莱总统执政时期（1897-1901年），美国迎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从1870年到1930年，几乎所有我们今天视为现代世界的基础设施都在这一时期诞生：飞机、现代制造技术、大规模玻璃制品、空调、电视、广播、汽车……你环顾四周，几乎每件实物基础设施都源于那个时代。麦金莱的领导使美国成为全球工业超级大国，这为我们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关键作用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二战中成为“民主兵工厂”。

美国系统的核心是保护主义。它的逻辑不是仅仅依靠单一技术或公司，而是打造一个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不仅有三大汽车公司，还有数千家零部件供应商。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也采用了类似的保护主义策略，后来才转向自由贸易以推动出口。麦金莱继承了这一传统，起初推行高关税保护美国工业，但随着美国工业的壮大和出口需求的增加，他转向倡导“互惠贸易”，通过美国的高关税迫使其他国家降低关税，打开全球市场。这种模式后来被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效仿，中国目前也在运行类似的“美国系统”剧本。

这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今天是否希望美国继续作为工业超级大国？在19世纪，这个目标非常明确，但现在我们对此态度模糊。当前的政策讨论——关税、贸易、工业激励——与麦金莱时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我们需要明确是否要通过保护主义或其他工具重建工业优势。

让我们看看美国经济的轨迹。从1870年到1920年，美国经济以工业化为驱动，增长速度是我们现在的三倍，尽管当时人口更少，技术工具更有限。那是一个高移民、高关税的环境。1920年到1970年，增速稍缓，大约是我们现在的两倍，伴随着太空竞赛、电子技术、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但从1971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开始，美国经济增速显著下降，进入低增长阶段。这不仅体现在GDP上，也体现在生产率增长——也就是技术变革的速度——的放缓。

1920年，著名的福特汽车生产流水线

这种低增长与我们主动选择去工业化密切相关。我们通过一系列明确的政策，禁止了许多工业活动，转向服务经济和金融化。硅谷、奥斯汀等知识经济中心蓬勃发展，成为全球技术出口的枢纽，AI革命也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但这并未惠及全国，尤其是农村地区。去工业化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而低增长催生了零和博弈的心态——人们觉得机会越来越少，资源只能靠争夺。这正是左右两翼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

更危险的是，经济转型加剧了城市与乡村的裂痕。我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农村，那里曾是农业和轻工业地区。后来我搬到加州，感受到沿海精英对中部乡村的强烈偏见。当我在威斯康星时，我以为沿海的“聪明人”一定比我们强得多；但到了加州，我发现他们不仅不喜欢我们，甚至鄙视我们。这种城乡对立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文化和社会认同上的，构成了当前美国社会的重大隐患。

我们的城市正变得功能失调。以纽约为例，一位候选人竟然以“市属杂货店”为竞选纲领，实质上是在重塑21世纪的“面包线”。西雅图的情况更离谱：微软和亚马逊高管居住的选区选出一位主张将这两家公司国有化的市议员。在旧金山湾区，我生活在一个功能失调和崩溃的“震中”，有无数治理失败的故事。法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托夫·吉约伊在他的书《精英的黄昏》中分析了这种现象：在去工业化和金融化的过程中，农业或制造业经济需要资源分布在全国，因为自然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至关重要。但在知识经济中，经济增长集中在城市，像硅谷这样的地方吸引了大量软件开发者，推高房价——一栋房子要3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