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能对监管框架进行重新规划，或有助于纠正上述问题，以形成更为活跃、更具竞争力的商业生态系统。例如，放松劳动力市场，可以促进就业，便于工人转移到最合适的公司和行业，并允许企业家与创新者摆脱僵化就业结构的限制，大胆思考、大胆实践。当然，与此同时，需加强配套的社会安全网，以避免由此导致的混乱。

另外，鉴于人口挑战已迫在眉睫，韩国需着力于对老年工人进行再培训，修改完善退休年龄、工资待遇和养老金等制度，以减少劳动力衰减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财政负担。

解决结构性问题同样有助于减少不平等。诚然，部分不平等现象是由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等复杂因素导致的，不仅存在于韩国，也存在于其他国家。但是，韩国的贫富差距是结构性问题招致的恶果：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相对高产的制造业和落后的服务业之间的鸿沟，以及日益减少但仍然存在的性别薪资差距，都是社会不平等的幕后推手。

多重风险

尽管长期的经济预测往往充满不确定性，但我们可以推测，在最好的情况下，假如韩国能够实行全面的结构性改革，同时全球经济能从当前的低迷中恢复，那么，在合适的条件下，韩国经济有望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维持3%的年增长率；否则，到2020年代末，韩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可能降至1%。

在最坏的情况下，多重风险叠加，导致停滞持续10年乃至更久。上述风险包括急速的人口老龄化、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高负债的家庭和小企业中增长低迷与财务困境之间的恶性循环。如今，这些危机已经初现端倪：经济增长乏力，私企债务累累，房地产市场动荡。

诚然，疫情期间债台高筑的不只韩国一国，但韩国的债务水平早在疫情之前就已发展到令人担忧的地步。目前，韩国的家庭债务创下史上新高，占GDP的106％，约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66％，这使得韩国民众缺乏抗风险能力，难以面对高通胀、高利率等不利因素的冲击。

同时，韩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前景惨淡。首尔的房价曾在短短几年内翻了一番，于2021年达到峰值；但如今，相较于2021年，房价已下跌20％以上，且很可能持续下跌。

2007-2022年韩国房价变化（图源：彭博社）

家庭债务固然令人担忧，但事实上，债务只是拖累了韩国经济增长，但并未对金融稳定产生直接威胁。韩国的贷款规定和首付要求相当严格，因此，大多数满足要求的贷款人目前尚有余力偿还债务。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忽略恶性循环所带来的风险。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偿还债务，入不敷出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2021年最新的数据显示，韩国公司中竟有40.5%无法实现盈利，这一现状非常令人担忧。

疏忽大意

在可见的未来内，增长放缓和不平等加剧即便不导致经济灾难，也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结构性改革必将带来经济动荡，从而引发既得利益者与后起之秀、变革的赢家与变革的输家之间的社会冲突，进而使民粹领袖趁此机会迅速崛起，以短视的方式解决问题。要缓解社会冲突、阻止民粹崛起，就需要政府与各利益群体展开建设性对话，但是，韩国政界从未做到这一点。

以2013-2017年朴槿惠领导的保守派政府为例。朴槿惠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议程，内容囊括教育、劳动力、公共部门和服务业多个领域。然而，由于反对党和工会的一致抵制，该议程仅在公共部门改革方面略有进展，在其他领域则尽数搁浅。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朴槿惠对经济改革的构想是正确的，但是她的想法也反映出韩国的其他系统性问题，例如薄弱的体制和持续的腐败。2017年，朴槿惠被弹劾，并因滥用职权和腐败而被定罪，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分水岭。许多人希望其继任者文在寅领导的自由派政府能在实施经济改革之余，推动其他领域的变革。人们对文在寅寄予厚望，希望其恢复政府的公信力。文在寅主张建设更公正的社会，这一理念引起广泛共鸣，但是，文在寅政府为实现这一愿景而采取的干预主义，只会使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僵化、加重监管负担、促使社会极化。早在疫情之前，私企就已一度无法创造就业机会。房价飞涨，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经济增长的前景显得不容乐观。

最近一次大选于去年举行，当时，共同民主党（文在寅所属政党）的热门候选人李在明（Lee Jae-myung）与右翼反对派候选人尹锡悦展开对决。前者承诺实行进步政策，以打击社会不平等。但最终，后者以微弱优势胜出。选民对经济低迷的不满之深、对当时执政党的怒气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尹锡悦承诺废除过时的法规，对劳动力市场、公共养老金和高等教育体系进行改革，以此振兴经济。然而，尹锡悦未能在国会中获得多数席，其任期的第一年充斥着种种失误、丑闻和争议。人们曾希望尹锡悦将日益极化、分化的选民团结起来，但这一愿景已然宣告破灭。

尹锡悦及此前历任韩国总统的挫折发人深省，凸显出一个新的政治现实：韩国的超强出口曾经抵消或者至少掩盖了国内的政策失误和社会裂痕，然而，在经济增长放缓的今天，这样的安慰剂和粘合剂已经失效。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变得空前困难，并且，即便政府选择了正确的政策，痛苦的适应期也将招致社会不满和政治动荡。韩国需要一位锐意革新、远见卓识、能够超越政治分歧的领导人，也许这样的领导人将在下一代政治家中出现——这是韩国最大的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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