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民族观带有传统天下观，与西方民族国家叙事完全不同

观察者网：历史新说或借古讽今，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少见，将诸多议题或私货，包裹在一层外壳之下“借壳上市”。所谓1644史观、“悼明”或“明清之争”，借的外壳比较刁钻，涉及民族政策、历史观等重大议题。所以有些问题不得不清本正源。

首先，中国语境中的民族、族群，与世界范围内所流传的“民族、族群、民族国家”有什么区别？自近代中国以来，这类概念、词汇大量涌现，并在知识和政治精英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讨论，甚至作为投身革命、构建新的国家政府的理论支撑，再进入民国、新中国的相关政治体制框架中，这一路下来的概念演变和政策施用，您怎么看待，它吸收了什么，造成了什么问题？

吴启讷：中国语境里面的“民族”，跟西欧民族国家的“民族”叙事相比，具有开放性。中国的民族观念是外来的，但在一开始在接受西方民族观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把中国的传统天下观带进来了。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下更重要，再确切一点，就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更重要，中国的制度更重要。因此，中国内部不同的文化群体，不会像西欧那样出现严重的宗教对立，宗教对立会让人丧失理性，将不同教派的人妖魔化，是可以无情杀戮的敌人，比如南斯拉夫解体就出现了这样的悲剧。

在中国内部，长期以来不同群体之间，文化是多元的，但价值在逐渐趋近。当然，我并不是否认中国古代的族群之间没有发生过冲突，事实上冲突长期存在，但更重要的是融合的趋势也是长期的。我们看到被视为所谓非华夏的群体入主中原后，一开始也会出现残酷的征服或屠杀——我们不需要否认，但当他们统治中国以后——不管是部分统治还是全面统治，都会朝着传统中国的主流价值接近，都要接受传统中国存在的多元文化现象，没有人想要全面改变中国的多元文化现象。

举个例子，日本人在台湾、东北施行殖民统治时，将日语强加给中国人民，曾经在台湾地区所谓的“国语”指的是日语，当时日本人基本禁止台湾的学校教育中教授中文，包括闽南方言也不能教，这是文化征服。但我们去看元朝、清朝，清朝将满语定义成所谓的清语，但这种语言不是汉人随便就能学的，如果没有得到特许，汉人是不可以学的。

相反，清朝不遗余力地推广汉文化，为此不仅编制典籍，还助力了今天的国语——普通话的普及。雍正皇帝认为，由于中国各地官员的方言不同，导致政令无法顺畅地上传下达，地方官员也就没法有效达成中央政府的目标，所以他在福建、广东等地设立了很多普及官话的机构。这就是今天大家能讲一样的普通话的传统基础。但这难道是文化征服？显然不是，相反它是文化融合。近代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继承了清朝所奠定的基础，这是非常明显的。

清朝这种主张的趋向，到了清末自然演变成立宪派关于中华民族的论述，即五族共和的论述，也就是所有人从清朝的臣民转变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成为立宪中国的国民，这是一个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过程。

同样，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历史上在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一开始对清朝的这种做法是有所反对的。当时国共两党都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在共产国际的训练和支持下进行的。在大革命时期，他们注意到中国的族群现象可以作为一种革命资源来运用，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他们要担起全民族前途的责任时，观念马上就发生了改变。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中国共产党在长征北上抗日途中，很快意识到自己跟全民族的前途命运密切相关，于是他们就把自己对共产国际的机械式服从，变成按照中国的政治需求、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来发展自己的论述。

云南著名老字号允香斋1912年印制的老铺内票上出现了五色旗 云南网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论述在日后的发展中是没有缺陷的，反而必须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个明显缺陷，就是把传统中国内部文化族群之间并不清晰的差异清晰化、边界化、本质化；这种本质化、边界化造就了大众将一个族群身份的人与另一个族群身份的人想象成为利益对立的两种人，甚至有些人还在中间禁止通婚，而如果追溯中国传统，其实是没有禁止通婚的，否则中国现代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就不会生下来了，翦伯赞先生除了维吾尔血统外，还有汉语穆斯林和湖南汉人的血统。

所以将文化族群的差异本质化、边界化，非常容易导致各种地方性的民族主义或者说小民族主义，乃至于成为大汉族主义这种民族沙文主义所利用的对象。

当然，我绝对不是说新中国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设想，新中国的最终目的是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凝聚力，在中华民族团结的前提下去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但当时在制度设计中有一些不够成熟的地方，造成族群之间的边界清晰化以及所谓族群定义的本质化。

· 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不是虚构的，而是实实在在的

观察者网：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现在在叙事，乃至包括实际政策中，应该作何调整？

吴启讷：我认为重点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不是想象的也不是虚构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整个中国境内的各个族群自1949 年以来的发展进步，基本都是在各族群的互动中取得的；中国边疆的发展，离不开内地的人力、技术、制度等方面的转移，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发展，这种支持是很重要的。

同样的，中国内地、沿海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原材料等等，都是依靠中国边疆地区所提供的低价、甚至无偿的流动。两者缺了其中一个，都无法形成今天的格局。

这是实实在在的现象。所以，我们有必要持续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在生活中强调中华民族意识，而不是强调个别族群的特殊意识——无论是汉族的特殊意识，还是少数民族的特殊意识。这些目标，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权威性，利用手中掌握的丰富资源，进行引导来达成。

对于少数族群文化和汉文化，我们都乐见保存传统，也乐见这些多元文化作为人类文化遗产被小心翼翼呵护，但这些文化遗产不能化为一种政治独立的资源。换言之这些文化遗产不能政治化，而且事实上一旦政治化，其效果恰恰是相反的，文化遗产政治化反而妨碍其传承与发扬。在世界范围内，把民族文化政治化而导致其衰弱消亡的例子非常多，我们必须把它们当作经验教训吸取。

观察者网：您提到的中华民族意识，倒是想到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观察和经验，这些年我们一直强调铸牢学，去云南、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旅游，其实随处可见像石榴籽、铸牢学的相关标识和宣导，相较之下在内地、沿海地区的汉人聚居区，好像对铸牢学的意识反而比较薄弱、稀缺。

吴启讷：是的，这跟我们的生活经验也有关系，一方面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或精力到边疆地区或是非汉人聚居区走访，因此会出现一种误解是将少数族群和汉人之间的差别想象得非常大，对少数族群存在一些刻板印象，比如前些年的网络笑谈，碰到从内蒙古来的大学同学，就好奇你们是骑马上学的吗等等。

这其实是大家无意识地在内心构建了一个边界，而国家可以利用政策、资源去打破这些边界和壁垒，而不是去强化它。我们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而不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各自的独特意识。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